我是田颖。一个在城里企业做行政管理的普通女人，每天对着电脑核对表格，调解办公室谁又用了谁的抽纸这类鸡毛蒜皮。我的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纸，一张张，平整，乏味，带着股工业油墨的凉气。直到那个电话打来，把我拽回了老家那片我既熟悉又早已疏离的土地，拽进了一滩滚烫的、带着血腥和铁锈味的泥泞里。电话是我妈打的，声音劈了叉，隔着听筒都能看见她嘴角急出的燎泡：“颖啊！你快回来！出大事了！你秀表姐……她不是个人！她要逼死建国！”
秀表姐，林秀，我妈口中的“不是个人”。建国，陈建国，我表姐夫。他们俩的故事，曾经是我们那个小县城里，多少老人教育年轻闺女“看看人家”的模板。郎才女貌谈不上，但踏实，本分，是两棵挨着长的树，枝叶交错，根也仿佛缠在一起。谁能想到呢？不过两三年光景，一棵树轰然倒下，另一棵……另一棵却急着要把缠绕的根须斩断，甚至，还要往倒下的那棵身上，再泼一盆带着冰碴子的脏水。
我请了假，坐上了回县城的客车。窗外的景致从高楼变成矮房，再变成望不到边的田野，绿得有些沉闷。我的心思却飘回了几年前。林秀结婚那天，我也在。她穿着不算很白的婚纱，脸上红扑扑的，眼睛亮得惊人。陈建国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搓着手，只知道傻笑。司仪让他说两句，他憋了半天，脸涨得比林秀的胭脂还红，最后吭哧出一句：“我……我会对秀好一辈子。”底下哄笑，林秀娇嗔地捶他，眼角却弯成了月牙。那时候的空气啊，都是甜的，腻歪的甜，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
车到站，我妈在出站口等着，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我生疼。“你可算回来了！”她眼圈乌青，显然好几夜没睡好，“走，先回家，路上说。”
路上，我妈的嘴就没停过，颠三倒四，添油加醋，但我总算拼凑出了轮廓。
两年前，陈建国在帮人装修时从梯子上摔下来，伤到了脊椎，瘫了。高位截瘫，胸部以下没了知觉。天塌了。这个家，以前是靠陈建国那双灵巧的手撑着的，他是装修队里技术最好的师傅，能画简单的设计图，会做漂亮的木工活。现在，那双手只能无力地搭在胸前，连给自己挠个痒都做不到。家里的顶梁柱，成了一具需要日夜服侍的躯壳。
最开始，林秀是尽心的。端屎端尿，擦身按摩，四处借钱求医，眼睛里总蒙着一层水光，见人就哽咽：“只要建国能好，让我做什么都行。”村里人都夸，说陈建国娶了个好媳妇，重情义。我们这些亲戚，也都心疼她，能帮衬就帮衬点。
“可这人呐，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我妈啐了一口，仿佛吐掉什么脏东西，“这才两年！两年她就熬不住了！颖啊，你是不知道，村里早有风言风语，说看见林秀打扮得花枝招展往镇上跑，说有个开小车的男人时不时在她家附近转悠……我还不信，想着秀这孩子心善，不能干那缺德事。谁知道……谁知道她胆大包天，把野种都怀上了！”
我心头猛地一缩。“怀上了？确定吗？”
“千真万确！”我妈拍着大腿，“她自己亲口承认的！就在昨天，她带着那个野男人，大摇大摆回了村，当着还躺在床上的建国的面，说她要离婚！说这孩子不是建国的，她不要了，她要跟那个男人走！建国当时……当时那口气差点就没上来！脸憋得紫茄子一样！”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昏暗的房间里，弥漫着药味和一丝难以言说的颓败气息。曾经健壮如牛的丈夫像一截枯木躺在床上，曾经温柔羞怯的妻子却站在床边，腹部可能还看不出什么，但整个人的姿态是扬着的，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狠劲和一点点虚张的得意。旁边或许还站着一个眼神躲闪或者故作镇定的陌生男人。那画面，比任何一部家庭伦理剧都刺眼。
“这还不是最气人的！”我妈的调门又拔高了一度，引得路人侧目，“她要去法院告建国！起诉离婚！理由……理由居然是建国没尽到家庭义务！说他瘫在床上，没法履行丈夫的责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我的老天爷啊！她怎么说得出口！一个瘫子，怎么尽义务？啊？她这是要往建国心窝子里捅刀，还要再撒一把盐啊！”
我听得手脚冰凉。这已经不是无情，这是诛心。摧毁一个人的身体不够，还要践踏他作为丈夫、作为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还有更魔幻的！”我妈凑到我耳边，气息急促，“你知道她请的律师是谁？是她亲爹！你林茂才舅舅！他要替那个野女婿，去打瘫在床上的真女婿的离婚官司！”
我彻底愣住了。林茂才，我那个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老师的舅舅，清高，固执，把脸面看得比命重。他怎么会？怎么可能？
“疯了……都疯了……”我喃喃道。
“可不是疯了吗！”我妈拽着我加快脚步，“建国那孩子，硬气，咬着牙说不离。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这对狗男女称心如意。可他现在那样……怎么跟他们斗？颖啊，你在城里见过世面，你得帮着想想办法，不能眼睁睁看着建国被他们这么欺负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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