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听过最荒唐的话，是在一个闷热的七月午后从李建国嘴里说出来的。
“我要结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抽烟。灰白的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来，混进车间里飘出的机油味里，那样子实在不像个要当新郎的人。
我端着不锈钢饭盒愣在原地，筷子上夹着的半块红烧肉差点掉在地上。“和谁？什么时候的事儿？”
“老挝姑娘，十七岁。”李建国把烟头扔地上，用磨得发白的工鞋底碾了碾，“下个月领证。”
车间里的机器声轰隆隆地响，可我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嗡”的一声炸开了。十七岁——那姑娘比他小整整十四岁，比他的工龄还短五年。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看见李建国已经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转身又钻回车间去了。背影瘦得像根竹竿，工作服空荡荡地挂着。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耳边反复响着李建国那句话。我想起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天，他红着眼睛来找我借钱的样子。
“田颖姐，能不能……借我三千？”李建国当时站在我家门口，手指死死抠着门框，指甲盖都白了，“素梅说，要是彩礼拿不出八万八，这事就算了。”
素梅。周素梅。我们厂隔壁纺织厂的女工，离过一次婚，带着个五岁的女儿。李建国追了她整整两年，每天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给她女儿买棒棒糖，冬天把自己手套摘下来硬塞给她。全车间的人都看得出来，李建国是真心实意想和她过日子。
可周素梅最后还是没答应。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个下雨天。李建国把攒了三年的积蓄——六万八千块，用红布包得好好的，送到周素梅租的房子里。周素梅数完钱，叹了口气。
“建国，不是我不愿意。”她把钱推回去，手指上的银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你人好，我知道。可你看看你这点工资，看看你住的那间出租屋——我离过一次了，不能再冒一次险。我女儿要上学，将来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李建国当时是怎么回应的？他就那么站着，站了足足十分钟，然后抱起那包钱，转身走了。没哭没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他就办了离职手续。一个月后，跟着劳务输出的队伍去了非洲。听说是在什么建筑工地当钢筋工，一年能挣十来万。车间主任老张提起这事就摇头：“这傻小子，非要去那鬼地方，命不要了？”
六年。整整六年，李建国只在过年时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他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逢人就说：“我家建国是不是死在外头了？”
结果他没死。他活着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十七岁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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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夜之间飞遍了整个厂区。第二天我去食堂打饭，听见前头排队的几个女工叽叽喳喳。
“听说了没？李建国要娶个未成年！”
“啧啧，老牛吃嫩草，也不嫌害臊。”
“人家小姑娘图什么呀？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
我端着餐盘的手紧了紧，想说点什么，最终却只是闷头打了份茄子烧肉。走到角落里坐下，刚扒拉两口，对面就坐了个人。
是周素梅。
她看起来比六年前老了些，眼角的细纹用粉也盖不住，但依然打扮得利利索索的，碎花衬衫的领子熨得板正。我们俩对视了一眼，谁都没先开口。
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默：“田颖，你也听说了吧？”
“嗯。”我夹了块茄子，嚼在嘴里却没什么味道。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气我？”周素梅的声音压得很低，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无名指上的戒指——已经不是当年那枚银的了，换成了金的，“找个那么小的，传出去像什么话。”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后悔，又像是嫉妒，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六年前她嫌弃李建国穷的时候，可没想过会有今天。
“人家乐意，关你什么事。”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冲。
周素梅的脸色白了白，端着餐盘起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六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突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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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婚礼定在八月初八。他说这是老挝那边的吉利日子。车间里的工友凑份子，一人两百，我多给了五百。老张主任把钱收齐了，皱着眉头问我：“田颖，你说咱们这礼金……合适吗？那姑娘合法吗？”
“李建国说手续都办齐了。”我把钱塞进红包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他说姑娘家里同意了，使馆也开了证明。”
“才十七啊……”老张叹了口气，“跟我闺女一样大。这李建国也是，怎么下得去手。”
婚礼是在李建国老家办的。他老家在城南三十里的李家庄，我从没去过。那天我搭车间小王的车一起去，一路上小王都在絮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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