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梅后面还说了什么，我没听清。“人不可貌相”几个字，像重锤砸在我耳膜上。陈建国那张堆着笑、看起来只是有点油腻的胖脸，在我眼前晃动。是，人不可貌相。那些隐秘的、龌龊的心思，往往就藏在最平常甚至憨厚的皮囊之下。等到“证据确凿”闹开来，伤害早已铸成。巧巧她……等到那时，还来得及吗？
恐惧和一种说不清的愤怒，在我胸腔里发酵。我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告诉我爸妈，他们承受不起，也只会让事情更糟。我姐那里，她的态度已经明了——维持表面的平静，哪怕底下早已溃烂。我孤立无援。
我想起了栓子，那个眼睛很亮的山里少年。也许，是那山野间清冽的风，给了他一种城市里稀缺的、直指本质的明澈。又或许，只是走投无路下的病急乱投医。我通过父亲，辗转要到了田老根那个掉了漆的旧手机号码。
电话接通，田老根的声音粗嘎，带着信号不好的刺啦声。我费劲地说明我是谁，然后委婉地、尽量不涉及具体是非地，说家里有个小妹妹，年纪小，性格弱，有时候去亲戚家，可能不太懂得保持距离，想请他有空时，让栓子多跟她聊聊，教她点儿……嗯，教她点儿乡下孩子结实的道理，怎么大声说话，怎么瞪眼吓跑野狗。
田老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得我以为他挂了。然后，他咂了下嘴，说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闺女，山风刮起来，没个由头。但树要是自己根子软，风一吹就歪。晓得了。”
电话断了。我握着发烫的手机，站在城市华灯初上的街头，久久未动。田老根听懂了。他没承诺什么，但他懂了。他那话，是说给巧巧听的，也是说给我听的。风（陈建国）可能没个正形，到处乱刮，但树（巧巧）自己得立得住。而我，作为旁边另一棵树，能做的，或许不是去硬挡那阵歪风，而是帮着那棵小树，把根扎深一点，再深一点。
我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巧巧。周末带她去书店，不只看童话，也挑一些青少年自我保护的书，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她听。带她去学女子防身术，最初她害羞不肯，我就陪她一起，两个人在道馆里笨手笨脚地摔打，笑得眼泪都出来，笑过之后，是某种力量的悄然滋生。我鼓励她交朋友，带她和我的同事、朋友家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让她接触更多正常、健康的交往模式。我甚至，在一次爸妈都不在家时，把陈建国堵在了阳台上。
那天夕阳很好，橙红色的光铺了半边天。我靠着生了锈的栏杆，看着远处灰色的楼群，声音平静得我自己都意外：“姐夫，巧巧越来越大了，女孩儿家，面子薄。有些玩笑，小时候觉得好玩，大了再开，就伤人了，也伤己。你说是不是？”
陈建国正在点烟，火柴“嚓”一声，亮起一簇小火苗，映着他骤然僵硬的脸。他没看我，猛吸了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小颖，你这话……啥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转过头，直视着他躲闪的眼睛，“就是忽然觉得，为人长辈，言行举止，底下多少双眼睛看着呢。尤其是女孩儿家的名声，金贵。一点闲话，就能毁一辈子。姐夫你在单位大小也是个头儿，这个道理，肯定比我懂。”
他夹着烟的手指，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烟灰簌簌落下。他没接话，只是狠狠又吸了几口，把烟蒂摁灭在栏杆上，转身进了屋，背影有些仓皇。我知道，这话戳中了他某些要害。他在单位，未必不想往上再爬爬，他最在乎的，大概就是那点体面和“名声”。
这之后，陈建国明显安分了许多。至少在明面上，他几乎不再主动靠近巧巧，说话也恢复了那种泛泛的、长辈式的客气，虽然那客气底下，总还浮着一层让我不舒服的东西。但我姐田芳，并没有因此轻松。她似乎更憔悴了，和我独处时，眼神总是游移着，欲言又止。有一次，她终于拉住我，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小颖，我梦见……梦见豆豆长大了，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吓醒了，一身冷汗。”她的眼泪大颗大颗滚下来，“这个家……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心里……好苦啊。”
我抱着她，我唯一的姐姐，感受着她身体的颤抖。她的苦，不只是发现丈夫不堪的惊怒，更是对婚姻幻灭的绝望，对未来、对儿子的深切恐惧，还有那份撕扯着她的、无法言说的羞耻与无助。她被困住了，被“家”这个字，被母亲的身份，被世俗的眼光，牢牢困在了那滩浊水里。
时间看似平静地滑过。巧巧上了初中，个子抽高，像棵春天里奋力拔节的小白杨。她眼神里怯懦少了，多了些属于这个年龄的沉静，有时甚至敢直接回绝陈建国一些过分的“关心”。栓子偶尔会打电话到我家座机找她（巧巧还没手机），用他那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问她作业，跟她讲山里逮野兔、溪里摸鱼的趣事。巧巧接电话时，脸上会露出难得的、轻松的笑意。那笑容，干净得像山泉水洗过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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