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跑的是他。
周一那天，我请了半天假。没告诉秋云姐，自己买了最早一班高铁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也许只是觉得，这种时候她身边该有个人。
我到民政局门口时，他们还没出来。我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水，靠在玻璃窗边等。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不大，但足够把整个世界弄得湿漉漉的。
大概二十分钟后，我看见他们走出来。秋云姐走在前面，撑着一把格子伞。李建斌跟在后面半步，没打伞，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大概是离婚证。
他们在门口站住了。秋云姐转过身，对李建斌说了句什么。距离太远，我听不清，只看见李建斌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停车场走去。他没回头，一次都没有。
秋云姐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伞微微倾斜，雨水打湿了她半边肩膀。她就那么站着，像一尊被遗忘在路边的雕像。
我走过去，把伞撑到她头顶。
她愣了一下，转头看见是我，眼眶瞬间就红了。但她没哭，只是用力眨了眨眼，把那些水汽逼回去。
“你怎么来了？”
“刚好有空。”我说谎说得面不改色。
她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们并肩往回走，雨打在伞面上，发出细密而绵长的声音。
“办完了？”
“办完了。”她从包里拿出两个红本本。我瞥了一眼，和结婚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尺寸，只是上面写的是“离婚证”。
“他说……对不起。”
“有用吗？”
“没用。”秋云姐把本子塞回包里，拉链拉得很响，“但我还是说‘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还在乎。”她停下脚步，看着街角那家婚纱店。橱窗里的模特穿着洁白的婚纱，头纱上缀着细碎的水晶，在雨天的光线下闪闪发亮。
“小颖，你知道吗？我刚才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笔尖戳破了三张纸。”她的声音很轻，“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自愿的，我说是。说完我就想，原来‘自愿’这个词，有时候也这么疼。”
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家玩具店，秋云姐停下来说要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以后就我一个人带他们了，得哄着点。”
她选了两个变形金刚，付钱的时候钱包掉在地上，硬币滚了一地。我蹲下去帮她捡，抬起头时，看见她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风真大，”她说，“沙子进眼睛里了。”
可店里根本没有风。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离了婚，各走各路，从此山高水长，再不相干。可命运有时候比小说还要荒唐。
三天后，凌晨两点，我的手机响了。
是秋云姐。她在电话那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小颖，建斌……建斌脑梗了。”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心脏跳得厉害。“什么？”
“在医院，县医院。”她语无伦次，“刚才他妈妈打电话来，说昨天晚上发病的，现在在ICU……”
我脑子一片空白。三天前才离婚的男人，三天后脑梗进了ICU。这算什么？报应？还是巧合？
“那个苏晓梅呢？”我下意识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久的沉默之后，秋云姐说：“跑了。”
“什么？”
“他妈妈去找她，想让她去医院看看。到了她住的地方，房东说她昨天就搬走了，东西都收拾干净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握着手机，突然觉得浑身发冷。跑了。那个“灵魂相通”、“善解人意”的苏晓梅，在得知李建斌脑梗、可能瘫痪可能失语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之后，跑了。
“姐，”我艰难地开口，“你现在……”
“我在医院。”她说，“他妈妈一个人守在那儿，快撑不住了。两个老的，一个倒下了，一个身体本来就不好……”
“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
“我知道。”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疲惫，疲惫到连颤抖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小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听说他躺在那里没人管，做不到看着两个孩子以后问起爸爸时，我说他死了——或者比死了更糟。”
我买了最早一班高铁赶回去。路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句话：这算什么？这到底算什么？
到医院时，天刚蒙蒙亮。雨停了，天空是一种惨淡的灰白色。我在ICU门口看见秋云姐，她坐在塑料椅子上，背挺得很直，手里捧着一杯早就凉透了的水。
她旁边是李建斌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低着头抹眼泪。看见我，秋云姐站起身。
“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她的眼圈乌黑，显然一夜没睡，“医生说情况不乐观，脑干出血，就算救回来，也可能……也可能瘫痪。”
我们谁也没提苏晓梅。那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所有人的喉咙里。
后来医生出来了，说暂时稳定了，但要观察72小时。秋云姐去办手续，我陪李母坐着。老太太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手枯瘦，力气却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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