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枕头底下震了第三下的时候，我醒了。
凌晨两点十四分。出租屋的窗帘透进来对面足疗店的粉红色灯光，我侧过身，摸出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微信——
“嫂子，我哥带着个女的进了你们婚房，现在。”
发消息的是大勇，丈夫的发小，在同一个工地干钢筋工。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息了又亮，亮了又息。身边的位置是空的，张建国的枕头平平整整，连个凹痕都没有。
他今晚说工地加班。
呵。
我坐起来，没有开灯。手指在屏幕上按了半天，才打出一句话：“确定吗？”
“确定，我刚从楼下过，窗户亮着灯，听见女的笑了。”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光着脚下地，地板凉得我打了个哆嗦。站了三秒钟，我开始穿衣服——秋裤，棉裤，毛衣，棉袄，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动作很慢，慢到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应该着急的，应该愤怒的，应该立刻冲过去的。
可我没有。
我只是在穿衣服，像每天早上起床一样，机械地，麻木地，把该穿的都穿上。
最后套上棉鞋的时候，我想起三年前搬进那套婚房的第一天。张建国站在门口抱着我，说：“田颖，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钥匙就咱俩有，谁都不给。”
现在那把钥匙，他给了别的女人。
我推开隔壁房间的门，我妈睡得很沉，打着轻鼾。我轻轻推了推她，她一下就醒了，眼睛在黑暗里眨了两下：“咋了？”
“妈，”我说，“穿衣服，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
“捉奸。”
我妈愣了五秒钟，然后一骨碌爬起来，手忙脚乱地找裤子。她没问是谁，没问在哪儿，只是穿衣服的速度比我还快。穿到一半，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我：“要不要叫你弟？”
我弟弟田亮就住在楼下，也是租的房，也在工地干活。我想了想，点头。
十分钟后，我们三个人站在那栋六层小楼下面，仰着头看五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清里面，但能看见人影在动，一个，两个。
“姐，”田亮的声音压得很低，“咱先上去？”
我没说话，盯着那扇窗户。风很大，吹得我眼睛发酸。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次带张建国回娘家，我妈嫌他家穷，我跟我妈吵了三天；想起订婚那天，他当着我所有亲戚的面发誓，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想起婚礼上他喝多了，抱着我哭，说田颖我张建国这辈子要是对不起你，我不得好死。
这才三年。
三年。
“走。”我说。
楼道里的灯坏了两个，三楼以上全靠手机照亮。我走在前头，我妈和我弟跟在后面，脚步声很轻，轻得像做贼。五楼的楼梯间堆满了杂物，破纸箱，旧自行车，还有一棵快枯死的绿萝。我站在401门口，听见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女人的笑声。
很年轻，很脆，像电视里的那种笑声。
然后是张建国的声音：“别闹，赶紧洗澡去。”
“不嘛，你抱我过去。”
“行行行，抱你，抱你……”
我的手放在门上，防盗门的铁皮冰凉刺骨。我转过头，看了我妈一眼，她点点头。我又看了田亮一眼，他也点点头。
然后我抬起脚，一脚踹在门上。
“砰——”
门没开，但里面的声音停了。死一样的安静。我又踹了一脚，第三脚，第四脚。铁皮门发出巨大的响声，在楼道里回荡，楼下有狗开始叫。
“张建国！”我终于喊出声，“开门！”
里面没有回应。
“张建国你给我开门！”我的声音劈了，喉咙像被人掐住一样，“你在里面干什么！你开门！”
田亮把我拉开，自己用肩膀撞门。一下，两下，三下。第四下的时候，门开了——不是撞开的，是从里面打开的。张建国站在门口，光着上身，裤腰带还没系好，脸白得像纸。
“田、田颖……”
我没看他，我越过他的肩膀看屋里。客厅的灯全亮着，茶几上摆着两瓶啤酒，一包开了的瓜子，还有几个橘子皮。沙发上扔着一件红色羽绒服，女人的。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从卧室门口探出半个身子，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害怕，不是愧疚，更像是不耐烦。她穿着一件粉色秋衣，领口很大，露出半个肩膀。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长得不难看，眼睛很大，但眼神很飘。
我认识她。
叫周艳艳，在街口那家美发店当洗头妹，张建国之前说去那儿理过两次发。
“嫂子……”周艳艳开口了，声音懒懒的，“你听我说——”
我没让她说完。我冲进去了。我妈和田亮也冲进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快到我自己都记不清顺序——我抓住周艳艳的头发，她尖叫，张建国过来拉我，我妈挡住张建国，田亮一拳打在张建国脸上，茶几翻了，啤酒瓶碎了，瓜子撒了一地，红色的羽绒服被踩了好几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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