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出生于隆庆六年，他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党兴起的时候。
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杨涟就是其中一个。
东林党是一股地域性极强的政治势力，以江浙士人为主。明朝期间，江浙士人科考占据绝对优势，渐渐有了影响朝政的力量，大举排斥浙党、齐党、楚党、秦党，开启了明朝党争的先河。
东林党大体代表了体制内言官集团的利益，特别热衷于宣讲空洞的道德，在明末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提不出什么救世心方略，热衷的都是立太子、正宫闱、反太监之类的问题。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一类，其心必异。
这帮人道德文章或许可敬，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万历三十五年，杨涟考中进士，按惯例，先在礼部观政，然后授常熟知县。
在知县任上，杨涟极其勤勉，常布衣布鞋来到乡间田野，访贫问苦，劝农劝桑，他清廉无染，嫉恶如仇，颇受县民爱戴。
后升任户科给事中，又转任兵科给事中。
杨涟秉性刚直，以维护礼法为己任，屡屡上书抨击朱翊钧宠幸福王，苛待太子，以及任用矿监税监在各省搜刮钱财，言词激烈，无所顾忌。
同宗兄弟劝他不要惹祸上身，杨涟满不在乎地说道:"读圣贤书，当行圣贤事。世道昏暗，我当如雄鸡，引吭高歌。人所惧者，不过一死。我不惧死，复有何惧。"
每一次上疏言事，杨涟都会静坐家中，等着锦衣卫缇骑来捉拿。
朱翊钧荒疏殆政，杨涟一个小小的科道言官，上再多奏疏也不过是泥牛入海，没有一丁点回响。
杨涟的刚直敢言，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俨然成为东林党的领军人物。
东林党极端主战，主张对建州女真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哪怕财政再困难，也必须一门心思打下去，谁有议和之想，谁就是秦桧。
既然要打仗，那就得花费大量的钱粮，可是东林党又反对增加田赋。
东林党就是这么拧巴，主战是一面大旗，轻徭薄赋是另一面大旗，他们却统统抓在手中，谁敢反对，就给谁扣上奸佞小人的帽子。
他们在士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绑架了朝廷。
然而，朝中并非所有人都支持东林党的观点。
以毕自严、毕懋康为代表的，一些务实的官员则认为，在当前的财政枯竭的困境之下，一味主战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崩溃。
他们主张采取灵活的策略，通过外交手段缓解与建州女真的争端，同时寻求内部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
两派观点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东林党脱离实际，夸夸其谈，却偏偏占据了道德高地。
常洛刚刚露出与努尔哈赤议和的意思，反对的奏疏便雪片般飞来。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缪昌期、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熊明遇、施天德、赵南星、高攀龙、叶向高、韩熿、黄尊素、周宗建等数十人上书言事，其势汹汹，大有排山倒海，无坚不揣之意。
这些人鱼龙混杂。
有在朝的，有在野的。
有在京师的，有在地方的。
有一心为国的正人君子，也有混水摸鱼的猥琐小人。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手中的笔杆子比刀剑还锋利。
常洛看到这些奏疏，十分恼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你的嗓门大人多，你就占理。
常洛将这些奏疏扔到一边，愤愤不平地说道：
“这帮书呆子，只知道空谈误国，全然不顾国家的实际情况！叫嚷着打仗的是他们，不肯增加田赋的也是他们，天底下的好事都让他们占尽了，天底下的好话都让他们占尽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决定召见毕自严和毕懋康，听听他们的意见。
毕自严直言不讳地说:"如今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若主张一战到底，首先就要解决钱粮从何处出的难题。"
毕懋康则说道:"主张打的都是御吏言官，他们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赢得了好名声，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做实际事务的人。"
常洛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城里又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
文华门外积雪厚达三尺，数百名太监在文华殿外铲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数十名主战的官员座召前往文华殿觐见。
这些大臣们来到文华殿后，常洛并没有立刻召见他们，而是让他们在殿外等候。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大臣们冻得瑟瑟发抖，但却不敢有丝毫怨言。
许久之后，常洛才传话让他们进殿。大臣们刚一进殿，便感受到了一股异样的氛围，只见常洛面色阴沉地坐在皇位上，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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