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层，也最悲壮的动员，从大宋的穷乡僻壤里，一寸寸渗了出来。
朝廷的赋税早已刮走了最后一粒粟米，征兵的锣鼓敲碎了无数家庭，而“辽人破城，男子为奴，女子为娼”的传闻——被溃兵和流民添油加醋，染成了血红色——终于点燃了底层百姓骨子里那点最朴素的血性：守不住家，便不如死。
北方边境的州县，早已是风声鹤唳。
秋庄稼还倒伏在田里，村民们已在里正嘶哑的吆喝、乡老颤抖的拐杖指引下，刨开冻土，掘出丈许深的壕沟，把磨盘、断梁、甚至祖坟前的石狮子都搬来，堵死了村口的路。
青壮年早被官府征走，留下的多是些脊梁佝偻的老人、裹着小脚的妇人，还有手里攥着木刀的半大孩子。
他们在晒谷场上翻找一切能杀人的东西：豁了口的柴刀磨得雪亮，锄头上的木柄缠了三道麻绳，猎户留下的旧猎弓凑合用，连家里摔碎的瓷碗、陶罐，都被妇人捡起来，在青石板上磨出尖尖的刃，再用破布裹着，绑在竹竿上，做成一支支歪歪扭扭的扎枪。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坐着个缺了条腿的退伍老卒，左腿空荡荡的裤管塞着干草，手里捏着根木棍，在泥地上画着：“辽人的骑兵来，你们别硬冲，就躲在壕沟里，等马腿过来，用扎枪往马肚子底下捅……”
旁边几个半大孩子睁着眼，攥着木杆的手都白了。
日头刚偏西，村口就挂上了铜锣，两个老头背靠着土坯墙，怀里揣着暖炉，眼神却死死盯着远方的官道，稍有风吹草动，铜锣便“哐哐”地炸响，顷刻间，村里的老弱妇孺都抄着家伙涌出来，堵在路障后，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
他们不是不知道，这点家什在辽军的铁蹄下，不过是鸡蛋碰石头，可没人退——祖坟就在村后，田宅就在脚下，“不能让胡虏刨了祖宗的坟，糟蹋了自家的炕”，这句糙话，就是他们全部的底气。
早有悲壮的故事在道上流传：西边张家庄，辽军游骑冲进来时，全村人没一个逃，老头老太太抱着柴草堵门，妇人孩子举着扎枪往马腿上扑，最后整个村子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挖开焦土，全是抱在一起的尸体；
东边那个姓李的猎户，躲在山坳里，一箭射穿了辽军斥候的喉咙，自己却被后续的骑兵围了，最后拉响了腰间的火药包，连人带马炸成了血雾；
还有个教蒙童的老秀才，把学生们送回家，自己披了件褪色的儒衫，拿着支毛笔写了篇《讨辽檄文》，贴在村口，然后捡起一把锈剑，领着十几个乡勇去堵山口，再也没回来。
南方虽远，恐慌却也顺着漕运的船，漂进了每一座城池。
往日里繁忙的运河，如今只剩几艘孤零零的粮船，被兵丁押着往北方去，物价疯了似的涨，一斤米能换半匹布，街上随处可见挑着担子逃难的流民，面黄肌瘦，眼神空洞。
城里的士绅商贾们坐不住了，凑了银子，在城门口搭起棚子，喊着“保家卫国”的口号，招募民壮。
市民们拿着锄头、扁担，跟着兵丁学列阵，学用土筐堵城门，连书院里的先生都带着学生，提着水桶在城墙上演练防火——防的不只是火，还有可能混进来的辽军细作，以及溃败下来的散兵。
书院的学生们更疯，穿着青布长衫，捧着书本跑到街头，站在石阶上大声宣讲：“山河破碎，我辈岂能坐视？”
讲得激动了，就把书本往地上一摔，号召大家捐钱捐物，铜板、碎银，甚至姑娘们的银簪、耳环，都被放进了募捐的木箱里。
更有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学子，效仿古人“投笔从戎”，背着包袱，揣着母亲连夜缝的护心符，在城门口磕了三个头，跟着北去的运粮队，一步步往战场挪。
作坊里，织工们踩着织机，昼夜不停地赶制粗布军服；
铁匠铺的炉火通夜不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里，都带着股拼命的狠劲；
乡下的农夫把刚收的新米挑出来，用口袋装好，送到县城的粮仓，嘴里念叨着“给前线的儿郎们吃饱，好杀胡虏”；
城门口，天天都有送别的人，母亲把儿子的衣角攥了又攥，眼泪砸在地上，却只说“活着回来，娘给你做饺子”；
妻子抱着丈夫的腰，哽咽着哼起家乡的小调，最后塞给他一块绣着并蒂莲的帕子，帕子角上，是连夜绣的“平安”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诗，没人刻意去念，却在无数个深夜里，随着叹息，飘出了窗棂，落在了冷寂的街上。
最奇特的，是“兵”与“民”的界限，渐渐模糊了。
城墙上，穿着破烂号衣、露出补丁胳膊的官军，身边站着个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攥着鱼叉的渔民，两人都盯着远方的地平线，时不时凑在一起说几句话；
官道上，几个背着长剑、腰悬镖囊的江湖侠客，队伍里混着个脸膛黝黑的农夫，他腰间别着把柴刀，刀鞘上还沾着辽军的血——他的村子没了，就跟着侠客们，想多杀几个胡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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