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晓兕低头。脚边的泥土变了颜色。洛阳的黄土变成亚平宁山区的灰褐色，空气里浮动的不是槐花，是橄榄树刚抽新芽的涩味。
贞晓兕把袖子紧了紧。那枚从开元二十三年洛阳寿王府带回的桂花渍蜜饯还在掌心，糖衣在异国的月光下结了一层细密的霜。
她没回头。回头也没有洛阳了。
她把蜜饯收进袖中，向山下那座点着灯火的宫殿走去。
帕维亚，伦巴第王宫，文书厅。
贞晓兕站在抄本架之间，看着眼前这位花白胡子的国王亲自修改法典条目。
柳特普兰德七十三岁了。他握笔的手很稳，鹅毛笔蘸的不是朱砂，是橡实胆汁与硫酸亚铁调配的铁胆墨水——写下去是深灰，氧化后变黑，像凝固的血。
他在增补第84条法令。
“关于咨询占卜者、参与树泉异教崇拜之赔偿金，”他口述，身旁的书记官飞快记录，“在奥斯特里西亚省，须于十二夜内向王宫缴清；在诺伊斯特里西亚省，时限二十四夜；在图西亚省——”
他顿了顿，笔尖悬在羊皮纸上方。
“图西亚省，三十六夜。”
贞晓兕站在他身后三步远，屏息凝神。
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一个东方女子，月白衣袖，站在七世纪伦巴第王国的立法现场，像一滴油浮在水面。但没有人驱逐她。柳特普兰德的法令里没有关于“异邦女巫”的条款——也许他认为不需要。
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同样的罪行，在不同省份要规定不同的追诉期限？
“因为国王的权力，”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身后这个沉默的东方人解释，“从宫廷向外递减。越远的地方，王令越稀薄。我不承认这一点，法令就是一纸空文。”
贞晓兕没有回答。她在想秦州那位朱砂录事——四个月前，同一个年份，他在废墟里写下第两千七百三十一个名字。他不知道帕维亚，不知道柳特普兰德，不知道距离自己六千公里外，一个垂暮的国王正用“夜”作单位，一寸一寸丈量王权的边界。
他们都在凿井。一个凿向生的边界，一个凿向权的边界。
柳特普兰德放下笔，忽然抬头看她。
“你从很远的地方来。”
贞晓兕点头。
“我的法令管不到那里。”
她微笑：“是的。”
老人沉默片刻，把增补好的羊皮纸卷递给书记官。
“那就记下，”他说，“今夜，帕维亚，有一个东方人来过。她在我写‘三十六夜’的时候，站在我身后。”
离开帕维亚，贞晓兕向北走。
三月，阿尔卑斯山口的雪还没化尽。她跟着一支盐商的驮队翻越圣伯纳德山口，骡子的铁蹄在冰碛上打滑，商人们用她听不懂的方言咒骂天气。她没有马，也没有向导，但她有开元二十三年的桂花渍。
糖衣越化越薄。她偶尔舔一下指尖，甜味淡得像隔世的记忆。
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穿越的规则从不预先告知目的地。那首诗是她的罗盘，而罗盘的指针每一次都指向“同一时间”——不是同一个地点，是同一个此刻。
此刻，734年。
山口另一侧，法兰克王国。
查理·马特今年五十四岁，刚刚平定弗里西亚。他的士兵把最后一批抵抗者的船拖上岸，在北海的咸风里点火焚烧。船板是橡木的，烧了很久，黑烟从弗里西亚海岸升起，飘向丹麦的方向。
贞晓兕在山坡上远远望着这一幕。
她没有靠近。她见过太多战争——不是亲眼，是在史料里、在墓志上、在秦州赈济名册的“给复三年”四个字背后。她知道胜利者烧船时在想什么：不是征服的荣耀，是下一个敌人。
查理·马特不知道阿拉伯人将在六年后再犯，不知道柏柏尔人的起义已经在北非酝酿，不知道他的孙子将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他只知道弗里西亚人还没杀尽，萨克森人又反了。
贞晓兕没有下山。她把冻僵的手指拢进袖中，触到那枚蜜饯。糖衣又化了一层。
她忽然想：李白写“散入春风满洛城”的时候，知道洛城外有人在烧船吗？
不知道。
春风只满洛城。北海的风吹不到洛阳。
她回到欧洲，是六月初。
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像破坏运动第八年。
贞晓兕站在教堂侧廊的阴影里，看着工人们用石灰水涂抹中殿的镶嵌画。拜占庭皇帝的敕令比任何法令都简单直接：凡描绘基督、圣母、圣徒之形象，无论镶嵌、壁画、板绘，一律覆以灰泥，或直接铲除。
一位老主教站在她身边，没有看她。
“他们说你从东方来，”他说，“那里也有圣像吗？”
贞晓兕想了想：“我们拜的不是像。”
“那拜什么？”
“字。”
老人沉默了很久。石灰水的气味在六月闷热的空气里格外呛人，一桶用完，工人提着空桶从他们面前走过，皮靴在地面留下湿漉漉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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