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数过那十三声。
不是事后回想,不是事后补记——是当时就数着的。嗒、嗒、嗒……每一声都像一枚生锈的铜钉,被无形的手狠狠楔进我的耳膜深处,再顺着颅骨缝隙,一寸寸凿进太阳穴里。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左手搭在扶手上,右手死死攥着包带,指节泛白,指甲陷进人造革里,留下四道细而深的月牙痕。车窗外,霓虹正一盏接一盏熄灭,整条街像被抽走了呼吸,只剩路灯投下拉长又扭曲的影子,在柏油路上缓缓爬行,仿佛活物。
这辆夜班公交,车牌尾号是“704”,司机姓陈,五十出头,左眉骨上有一道旧疤,斜贯至颧骨,像一条干涸的蚯蚓。他从不上报线路变更,也从不报站名,只用一只布满老年斑的手,反复按压方向盘右侧那个褪色的塑料喇叭按钮——“嘀——嘀——”,短促、钝哑、毫无起伏,像垂死者喉间最后两声气音。
孕妇第三次按铃,是在二十二点四十七分零三秒。
我亲眼看见她抬手——不是指尖轻触,而是整只手掌用力拍下去,掌心与金属铃盖相撞,发出“哐”的一声闷响,震得前排座椅靠背微微颤动。那声音太重,太急,太不像一个即将临盆的女人该有的力道。她穿一件墨绿色高领针织裙,腹部高高隆起,绷得发亮,肚皮上青色血管蜿蜒如古地图上的暗河。她没系安全带,腰背挺得笔直,像一尊被强行塞进车厢的陶俑,连呼吸都凝滞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威仪。
第一次按铃,司机没反应。
第二次按铃,他右手食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节奏与车外梧桐叶坠地的频率完全错位。
第三次——就是现在。
我盯着后视镜。镜面边缘已氧化发黑,中央却异常清晰。镜中,司机的瞳孔没有转动,没有收缩,甚至没有眨眼。他的视线牢牢锁在前方空荡的十字路口,可那路口明明红灯亮着,而车速纹丝未减。更怪的是,他右耳后颈处,有一小片皮肤颜色略浅,呈灰白色,质地僵硬,像贴了一小块陈年膏药。我曾在医院太平间见过类似的东西——那是尸斑初现前,皮下微循环彻底停滞时,渗出的第一层冷霜。
孕妇站起来了。
她没扶椅背,没借力,是直接从座位上“浮”起来的。裙摆垂落,脚踝纤细得令人心悸,一双漆皮尖头高跟鞋,鞋跟足有九厘米,鞋尖缀着一颗浑圆的仿珍珠,在车厢顶灯下泛出幽微的、非自然的冷光。她开始往前走。
嗒。
第一声。鞋跟叩击水泥地板,清脆,利落,毫无拖沓。
嗒。
第二声。我听见自己左耳鼓膜随之共振,嗡鸣不止。
嗒。
第三声。前排一个戴耳机的年轻人忽然摘下耳机,茫然四顾,嘴唇无声开合:“谁在敲?”没人应他。他重新戴上,可三秒后又猛地扯下——耳机里,只有同一段音频在循环播放:嗒、嗒、嗒……正是这脚步声,但比现实中快半拍,像磁带被拉长后又倒放回来。
我数到第七声时,胃里翻涌起一股铁锈味。不是幻觉。我尝到了。舌尖抵住上颚,咸腥黏稠,像刚舔过解剖室不锈钢托盘的边缘。
第九声。车厢顶灯开始频闪。不是忽明忽暗,而是每一次熄灭的间隙,都比前一次多延长0.3秒。光灭时,我瞥见孕妇的影子没落在地上——它悬在半空,离地约十五公分,轮廓模糊,却比她本人高出整整一头,脖颈以不可能的角度向后反折,发丝垂落如墨色蛛网。
第十一声。司机终于动了。他左手松开方向盘,缓缓抬起,五指张开,掌心朝外,像在阻挡什么。可他面前只有空荡的挡风玻璃,玻璃上,映出孕妇正一步步逼近的倒影——而那倒影里,她腹中胎儿的位置,是一团浓稠的、缓慢旋转的暗红色旋涡,旋涡中心,隐约浮出半枚模糊的数字:2。
第十二声。车速骤降。不是刹车,是整辆车像被沉入深海,所有部件同时陷入粘稠阻力。空调出风口停止送风,电子屏上的线路图冻结在“梧桐巷站(已过)”,报站语音卡在“下一站……”的“下”字上,拉出长达七秒的嘶哑尾音,如同垂死者的喉管被砂纸反复刮擦。
第十三声。
她停在前门。鞋跟悬在踏板边缘,未落。
车停了。
不是靠站,不是减速,是整辆钢铁躯壳突然卸去所有动能,轰然静止于人行道旁。轮胎与地面摩擦的焦糊味钻进鼻腔,浓烈得令人作呕。车门“嗤”一声自动弹开,冷风灌入,卷起她裙角,露出小腿内侧一道暗红胎记——形如半枚残缺的印章,印文依稀可辨:“癸卯·胎劫”。
她下车。
一步。两步。三步。
她站在人行道上,背对我,墨绿裙摆在夜风中纹丝不动,仿佛那风根本吹不到她身上。她微微低头,右手探入袖袋,取出一张折叠的B超单。纸是医院专用的蓝灰色热敏纸,边角微卷,带着消毒水与陈年胶片混合的微酸气息。她没看,只是松开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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