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机成功的消息，以不同于联名信的传播方式，在特定圈层悄然扩散。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四九城内部。
那些曾在联名信上署名、或在“秋风”行动中被敲打过但侥幸过关的边缘人物，集体进入静默状态。
机床局那位率先道歉的老局长，再次登门，这次不是求助，而是表态：
局里愿意腾出东郊一处闲置的厂区，作为试验区首批“中试基地”。
并拿出三个技术小组、二十名骨干技师的编制，整建制划归研究中心调配。
王建军没有拒绝，也没有全盘接收。
他只要了那处厂区，技术人员则提出“联合培养、双向流动”的新模式——人是机床局的，项目在中心，成果共享。
老局长连连点头，出门时长叹一声：“王市长这是给咱们留面子，也是留后路。”
同一天，市计委、财政局联合下文，正式批复设立“四九城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首期资金五百万。
虽然数额不大，但在1982年，这已是破天荒之举，且明确采用“拨款改投资、收益再循环”的新型运作模式。
文件起草者之一，正是市财政局副处长王爱佳。
她没有署名，但通宵加班的同事记得，她对着王建军的方案草案，逐条标注法条依据，改了整整七稿。
紧接着，国家科委、计委联合调研组抵达四九城。
名义上是“调研地方科技工作”，实则直奔西郊研究中心，关起门来看了整整一天。
带队的是科委一位副局长，临走时对王建军说：
“你们的路子，和传统科研院所不一样。
成果鉴定、人才职称、经费管理……这些‘软环境’的配套政策，你们先摸索，出了问题我们帮着改，有了经验我们往外推。”
话说到这份上，已是默许“试验区”在政策创新上先行先试。
至此，西郊“微电子技术应用研究中心”正式从秘密筹备状态，转入半公开的快速发展期。
编制从几十人扩至近百人，王皓文被正式任命为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年方二十二岁，成为当时四九城工业科技系统最年轻的副处级技术干部。
任命公示期间，有人嘀咕，但无人公开质疑。
那台原型机就摆在中心大厅，每天定时运行演示，玻璃柜里还陈列着它和国外同类产品的参数对比表。
成绩，是最好的通行证。
——
然而，就在四九城这边春风得意的同时，南方的暗流也涌动得愈发明显。
娄振华从特区发回一份加密电报，篇幅不长，但每条信息都让王建军反复看了三遍：
第一，特区正在秘密酝酿一份《关于加快电子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毗邻港澳优势，以整机组装为突破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内部讨论中，有人直言“内地走的是‘闭门造车’老路，我们走的是‘引进消化’捷径”。
第二，一位曾参与四九城联名信风波的某工业局退休干部，半月前南下特区，被某经济咨询机构聘为“高级顾问”。
此人无足轻重，但其南下时机和落脚点，太过巧合。
第三，特区方面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接触了小日子某知名电子企业，洽谈合资生产微型计算机整机事宜。
对方要求控股，特区方面正在争取政策突破。
王建军放下电报，站在窗前良久。
他不怕竞争，甚至欢迎竞争。
但“闭门造车”这顶帽子，扣得太狠。
从轧钢厂到徙河，从协作联盟到原型机，他从未闭门造车。
相反，他是当时极少数坚持“以应用牵引技术、以市场检验成果”的改革派。
原型机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路线的生命力。
可现在，有人试图用“内地保守派”的标签，将四九城的探索与“开放”“前沿”对立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产业路线之争，而是话语权之争、政治资源分配权之争。
他需要反击，但不能是“争辩”式的反击。
三天后，一份署名“王建军”的《关于新技术产业发展路径的若干认识》作为内部参考材料，上报市委，并抄送国家科委、计委、国务院研究中心。
文章不长，七千余字，没有一句批驳特区或任何兄弟省市，而是以四九城实践为例，系统阐述了三条观点：
一、“引进”与“自主”不是对立，是阶段和侧重的差异。
四九城不排斥引进，原型机使用的核心CPU就是进口芯片；
但引进的目的是“知其所以然”，是培养队伍、积蓄能力，为下一阶段的“并跑”和“领跑”打基础。
特区以整机组装为突破口，符合其区位优势；
四九城侧重基础技术和工业配套，符合其科教资源和工业底蕴。
两者都是国家所需，应该差异化发展、协同互补。
二、衡量技术路线的最终标准，不是“开放度”的自我标榜，而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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