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在副市长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手绘图表。
上面用红蓝黑三色线条标注着“试验区”三大核心战线的推进节点。
秘书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用尺子比对着进度，在相应位置贴上新的标记。
红色：军民协同线。
源自国防科工系统那位老领导的亲笔信，这是王建军手中最新、也最具分量的一张牌。
收到信的第三天，王建军没有冒失地直接登门，而是做足了功课。
他让王皓文和郑教授牵头，用一周时间整理出一份《微型计算机技术在国防后勤、指挥自动化及装备维修领域的应用前景与初步构想》。
报告不长，两万字，但每一页都有具体场景、技术路径和现有基础对接方案。
半个月后，他带着这份报告，以及一台经过改进、稳定性大幅提升的第二版原型机，再次出现在那家国防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这一次，陈工不在，接待他的是三名穿军装的中年人，肩章上扛着校级军衔。
为首者自我介绍：
“王副市长，我们是总后装备研究所的。陈老推荐我们来看看。”
演示进行了三个小时。
从物资库存的计算机化管理，到野战维修中的故障辅助诊断。
再到加密通讯终端的技术原型。
第二版原型机虽然外观依然粗糙，但核心功能模块已经能够稳定模拟这些军事应用场景。
“硬件可靠性还有差距，体积太大，功耗也高。”
为首的军官直言不讳，但语气中没有否定：
“不过，你们走的路子是对的。
用民用市场养活技术队伍，用军事需求牵引技术升级。
这个思路，比关起门来搞军工更可持续。”
他当场提出三项合作意向：
第一，将中心列为总后装备研究所的“军民两用技术试验协作单位”；
第二，由研究所提供一批退役或即将淘汰的军用电子设备，供中心研究其设计思路和工艺标准；
第三，联合申报一个“野战便携式智能终端”预研课题，经费由军方渠道拨付。
王建军知道，这扇门一旦推开，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合作了。
军方的认可，意味着“试验区”在最核心、最敏感的技术领域获得了政治背书。
这种背书，比特区引进任何外资项目都更具分量。
临走时，那位军官握手告别，补了一句：
“陈老让我转告您：路还长，稳着走。但既然走对了，就别回头。”
王建军心中一动，随后头也不回走了。
黑色：产业生态线。
这是王建军谋划最久、布局最深、也最考验耐心的一条战线。
原型机成功后，陆续有企业找上门来，希望“搭车”进入试验区。
王建军的应对策略是：来者不拒，但门槛清晰。
他在东郊那处接收的厂区，划出一块“孵化器”，制定了一套分层准入标准：
第一层：配套层。
有能力为中心提供合格电子元件、精密加工、测试服务的，签订长期框架协议，享受优先采购和技术指导。
第二层：转化层。
拥有自主技术成果、具备产业化潜力的，可申请进入“中试基地”。
中心提供设备、场地和工艺支持，成果收益按比例分成。
第三层：共生层。
与中心核心技术方向一致、有意共同攻关的，可联合组建“技术共同体”，共享知识产权，共同争取国家项目。
这套规则一出，四九城工业系统内部一片哗然。
有人赞王建军“办事有章法”，有人骂他“把公家的东西当私产分”。
但无论赞骂，申请进入“孵化器”的企业名单，一个月内达到了十七家。
涵盖电子元件、精密仪器、模具加工、软件编程等各个方向。
其中一家，是原属二轻局的街道小厂，只有三十多人，濒临倒闭。
厂长带着几个技术骨干，扛着一台自己鼓捣的“简易数控绕线机”找上门，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王皓文亲自出面看了那台机器——
粗糙，但设计思路有独创性，核心控制部分居然是用原型机淘汰下来的旧板子改装的。
王建军得知后，当即拍板：这家厂，进入“转化层”。
中心派两个技术人员驻厂协助优化设计，同时协调红星轧钢厂接第一笔订单——
用于改造老旧电机生产线。
“皓文，记住，”
王建军指着那台粗糙的绕线机：
“试验区能不能成，不是看我们造出多先进的原型机。
而是看这种小厂能不能活下来、长起来。他们活了，生态就活了。”
蓝色：人才立法线。
这是聂文娟的主战场。
被聘为“特聘法律顾问”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起草制度，而是走访。
一个月内，她跑遍了中心所有技术小组，和每一个骨干谈话，记录他们的困惑、担忧、期待。
然后回到办公室，对着满墙的法律条文，一条一条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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