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骄阳似火，炽热的气息像一层无形的厚膜，裹住整座小城。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蒸腾起一层扭曲视线的热浪，连路边的梧桐树叶子都蔫蔫地垂着，仿佛也被这酷暑压弯了脊梁。蝉鸣声此起彼伏，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哀叹，聒噪而执拗。对于柳家来说，这一天有着特殊的意义——按照三年前兄弟三人共同签署的《赡养协议》，轮到柳琦泽接父亲去他家了。这一天，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尤其是老人的心上。
柳琦鎏家中，阳光透过浅色窗帘的缝隙洒进房间，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是一道道无法缝合的裂痕。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淡淡的清香，是沈佳早上点燃的檀香，她说这味道能让老人安心。她从衣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套干净崭新的衣服——一件浅灰色的棉麻衬衫，一条深蓝的宽松裤子，质地柔软，颜色素净，是父亲平日里最爱的款式。她轻轻展开衣服，指尖抚过每一处褶皱，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文物。
“爸，来，换上这身，精神些。”沈佳笑着走过去，声音轻柔得像春风拂过湖面。她扶起坐在床边的老人，动作轻缓地帮他褪下旧衣，一边整理着衣领，一边笑着说：“您穿这衣服真精神，像个老教授！到了老三家，保准让人眼前一亮，连邻居都得问：‘这是谁家的老爷子，气色这么好？’”
老人勉强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他没说话，只是任由儿媳摆弄。那笑容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展平的纸，写满了疲惫与无奈。
他坐在床边，眼神黯淡无光，像一盏将熄未熄的灯。与三个月前柳琦泽第一次接他去新家时那点微弱的期待与高兴劲儿相比，此刻的他，仿佛被一层浓重的阴霾彻底笼罩。他的嘴角微微下垂，眉头紧锁，双手无意识地交叠在膝上，指节泛白。眼中满是不情愿、无奈，甚至还有一丝深不见底的委屈——那种被命运推来搡去、身不由己的委屈。他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老树，刚在一片温润的土壤里扎下些许新根，却又被粗暴地挪走，扔进一片荒芜。
柳琦鎏站在一旁，双手插在裤兜里，指节深深掐进掌心。他看着父亲这副模样，心里像被无数根细密的针扎着，又疼又闷。他想起这一个月，自己和妻子几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父亲身上：每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熬粥，粥要熬得软糯香甜，父亲的牙口不好；中午的菜总是清淡少油，搭配着时令蔬菜，沈佳还特意学了父亲年轻时爱吃的几道老家菜；空调早早调好温度，怕老人着凉，夜里还定时起来查看两次，生怕他踢被子。父亲在这里，终于能睡个安稳觉，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偶尔还会哼几句老戏文。
可柳琦泽家呢？上次父亲回来时，曾不经意地提起：“老三家里太静了，静得吓人。我咳嗽一声，回音都能吓我一跳。”那时他没多想，只当是老人不适应。可现在，看着父亲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他忽然明白了——那不是不适应，那是被忽视、被冷落的孤独。
“爸，您别不开心了。”柳琦鎏走上前，蹲在父亲面前，仰头看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老三家条件也挺好的，空调新装的，房间朝南，阳光足。您就当去住段时间，散散心。我们随时能见面，我天天给您打电话，好不好？”
老人轻轻叹了口气，那气息像从深井里升上来的凉风，带着潮湿的沉重。他缓缓说道：“我知道这是你们兄弟俩的协议，我也不想为难你们。可我心里啊，就是舍不得离开你们这儿。在老三那儿，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吃饭没人陪我说话，电视声音开大了，他们嫌吵；我想说点什么，他们忙着刷手机，嗯啊两声就过去了。晚上睡觉也不踏实，一有动静就醒，醒了也没人问一句。我……我不是抱怨，可这日子，真不是过法。”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眼眶泛红，却强忍着没让泪落下来。他抬头看了看柳琦鎏，又看了看沈佳，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什么。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是个“被安排”的人。七十多岁的年纪，像一件需要轮流保管的旧物，被三个儿子用一张纸、一个日期，规定着去留。他不是不想体谅儿子们的难处，可体谅来体谅去，最后苦的，总是他自己。他多想说一句：“我不想走，我想留在你们身边。”可这话，他不敢说，也不能说——他怕被说“偏心”，怕兄弟反目，怕成了“麻烦”。于是，他只能把委屈咽进肚里，把沉默写在脸上。
沈佳听了，眼眶也红了。她蹲下身，紧紧握住老人的手，那手冰凉而粗糙，像枯树的根。“爸，您要是在那儿住得不舒心，就跟我们说，别自己忍着。您不是累赘，您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是我们最亲的人。您一句话，我们立刻去接您回来。”
老人听了，嘴角微微抽动，终于有一滴泪无声地滑落，砸在沈佳的手背上，滚烫。他轻轻点头，声音沙哑：“好……好孩子，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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