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话的时候，头埋得很低，头发遮住了眼睛。我想起大学的时候，我们俩在宿舍里喝酒，他说以后要开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要娶我们系最漂亮的女生。那时候他眼睛里有光，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带着劲，像棵挺拔的树。可现在，他像棵被霜打了的芦苇，蔫蔫的，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你还记得咱们大学门口的那家烤串店吗？”阿哲突然说，“那时候咱们总去那儿，点两串腰子，几瓶啤酒，能聊到半夜。老板总说咱们俩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现在想想，他说得真对。”我点点头，记得那家烤串店，老板是个东北人，说话特逗，烤的腰子特别香。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们俩还在那儿喝了一场，哭了，说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可实际上，工作忙起来，一年也见不了两次。
吃完面，我结了账，跟阿哲一起往回走。路上风挺大，吹得路边的树沙沙响。阿哲掏出烟，给我递了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烟雾在风里飘，很快就散了。“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阿哲说，“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家里的芦苇该割了，让我回去帮忙。”我想起老家的芦苇，每年秋天，母亲都会割芦苇，用来编筐，或者当柴火烧。芦苇割了之后，第二年还会再长，可根还在土里，扎得牢牢的。
“你说，咱们是不是也像芦苇？”阿哲突然问，“看着挺高，其实根没扎稳，风一吹就倒。”我没说话，心里却觉得他说得对。我在这个城市待了三年，换了两份工作，租过三个房子，没攒下什么钱，没交什么朋友，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我像一棵被风刮到这儿的芦苇，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也不知道明天会被刮到哪儿去。
回到小区，阿哲要去旁边的便利店买水，我跟他一起去。便利店的店员是个小姑娘，叫晓雨，我经常来买烟，跟她挺熟。晓雨看见我们，笑着打招呼：“今天怎么两个人来？”阿哲没说话，我笑了笑，说“陪朋友买水”。晓雨给阿哲拿了一瓶矿泉水，又问我：“还是买红塔山？”我点点头，她从货架上拿了一包烟，递给我。我掏出钱，她接过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挺凉的。
“最近总加班吧？”晓雨突然说，“看你黑眼圈挺重的。”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注意这个，连忙说“还好，有点忙”。晓雨笑了笑，说“别太累了，注意身体”。我点点头，拿着烟和阿哲一起走了。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晓雨正低头整理货架，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晃来晃去的，像棵小小的芦苇，虽然不高，却挺精神。
送阿哲到小区门口，他说“我走了，有空再联系”，然后就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拐角。我想起刚才晓雨说的话，心里有点暖。也许，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人会注意到我的黑眼圈，还有人会跟我说“别太累了”，这就够了。
回到家，我打开灯，把沙发上的外卖盒收拾了，又把茶几擦干净。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没声音，就看着画面闪来闪去。我掏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灯光下飘，像老家田埂上的雾气。我想起母亲的未接来电，这次我没犹豫，拨通了号码。
“喂，妈。”我说。
“哎，你终于回电话了，”母亲的声音有点急，“下午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没有，妈，下午在开会，手机静音了。”我说。
“哦，开会啊，那你忙不忙？”母亲问。
“还行，不忙了。”我说。
“家里的芦苇该割了，”母亲说，“我跟你爸两个人忙不过来，你要是有空，就回来帮忙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我这周末回去”。
母亲很高兴，又跟我说了些家里的事，说邻居家的小王结婚了，说村口的老槐树被风刮倒了，说家里的鸡下了好多蛋。我听着，偶尔嗯一声，心里却觉得很踏实。也许，我的根就在老家，在母亲的唠叨里，在父亲的沉默里，在那些割了又长的芦苇里。
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打开窗户。风吹进来，带着一点凉意。楼下的便利店还亮着灯，晓雨应该还在上班。我想起刚才晓雨的笑容，想起阿哲说的芦苇，想起母亲的话。也许，我不是一棵无根的芦苇，我的根只是暂时没扎稳，也许，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点，我的根就会扎进这个城市的土里，扎得牢牢的。
我掏出烟，又点了一根。这次，我没有急着抽，而是看着烟头的火光，在风里忽明忽暗。我想起小时候在芦苇丛里跑，母亲站在田埂上喊我，说“慢点儿，别摔了”。那时候我觉得芦苇不结实，可现在才明白，芦苇虽然头重脚轻，可根在水里扎得稳，风再大，也吹不倒。也许，我也能像芦苇一样，虽然现在看起来没什么根基，可只要我不放弃，总有一天，我的根会扎稳，会在这个城市里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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