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掏出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咔嗒”一声，门开了。楼道里飘着对门炖排骨的香味，混着楼下垃圾桶的馊味，这两种味道在夏天总是特别明显，像把日子里的甜和苦揉在一起，往人鼻子里钻。我推开门，客厅里没开灯，只有阳台漏进来的一点天光，把沙发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个趴在那儿的巨人。我踢掉帆布鞋，鞋跟在地板上磕出闷响，这声音在空房子里特别清楚——毕竟这屋子太小了，四十来平，除了卧室就是客厅，阳台还得兼当厨房，站两个人就转不开身。
我摸黑走到沙发边，把帆布包往茶几上一扔，包带滑了一下，撞翻了昨天没洗的外卖盒，里面剩下的米饭撒了一点出来，黏在玻璃桌面上，像颗没长齐的白疹子。我叹了口气，也没收拾，就瘫在沙发上，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来，先跳出来的是母亲的未接来电，三个，都是下午两点多打的，那时候我正在会议室里跟经理吵方案，手机调了静音。我手指悬在拨号键上，犹豫了一会儿，又缩了回来。每次跟她打电话，她总绕不开那几个问题：工作稳不稳定？房租贵不贵？有没有认识靠谱的姑娘？我每次都跟她说“挺好的”，可“挺好的”到底是怎么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同事老张发来的微信：“明天上班把修改后的方案带过来，王总催了。”我回了个“好”，然后把手机扔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上有块黄斑，是上次楼上漏水浸的，房东来看过一次，说“下次再漏再说”，然后就没了下文。我看着那块黄斑，越看越像老家田埂边的芦苇，风一吹就晃，没个定准。小时候我总爱在芦苇丛里跑，母亲站在田埂上喊我，说“慢点儿，别摔了”，我不听，踩着软泥往前冲，结果摔了个屁股墩，芦苇叶刮得我胳膊上全是红印子。那时候我觉得芦苇一点都不结实，风一吹就弯，跟我一样，没个正经样子。
不知道躺了多久，肚子开始叫。我起身去阳台，打开那台二手冰箱，里面除了半瓶可乐，就只有上周买的鸡蛋，还剩三个，其中一个壳上有个小裂纹，估计再放两天就得坏。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下楼吃碗面。楼下拐角有家面馆，老板是四川人，说话带着口音，面煮得很劲道，加个煎蛋只要十二块。我穿好鞋，锁门的时候，听见对门传来电视声，好像是个家庭伦理剧，女人在哭，男人在吼，热热闹闹的，跟我这屋子的冷清比起来，像两个世界。
下楼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几盏，得跺脚才亮。我跺了一下，灯亮了，照见墙上贴的小广告，有疏通下水道的，有办信用卡的，还有一张是寻人启事，照片上的老太太穿着花棉袄，眼神有点怯。我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寻人启事，上面的日期是上个月的，不知道人找着没。小时候在老家，要是有人家丢了人，全村人都会帮忙找，拿着手电筒，在田埂上、芦苇丛里喊，声音能传老远。可在这儿，一张纸贴在墙上，风吹雨淋，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认真看。
面馆里人不多，就两桌客人，都在低头吃面。老板看见我，笑着喊：“小伙子，还是老样子？”我点点头，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条马路，车来车往，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碎金子。我掏出烟，刚想点，想起老板不让在店里抽烟，又塞了回去。这时候，邻桌的男人接了个电话，声音挺大：“我跟你说，这项目我肯定能拿下，到时候咱们就不用租这破房子了……”他说得挺激动，手还比划着，可我看见他面前的面没怎么动，汤都凉了。我想起我刚毕业的时候，也跟我妈说“等我挣了钱，就给你在城里买房子”，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像棵能长到天上去的树，可现在才发现，自己连棵芦苇都不如，风一吹就晃，根都没地方扎。
面很快就上来了，热气腾腾的，煎蛋煎得金黄，咬一口，蛋黄流出来，烫得我舌头直打转。我吃得急，额头都冒了汗。这时候，手机又响了，是阿哲打来的。阿哲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跟人合伙开了家公司，去年还跟我炫耀说“一年能挣几十万”，可上个月突然跟我说公司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我接起电话，他声音有点哑：“喂，你在哪儿呢？”我说在吃面，他说“我来找你，顺便蹭碗面”。
挂了电话，我跟老板说再煮一碗面，加两个煎蛋。老板点点头，又问：“你朋友啊？”我说嗯，大学同学。老板叹口气：“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在深圳打工，也是天天加班。”我笑了笑，没说话。是啊，都不容易，可“不容易”这三个字，说出来轻得像根羽毛，咽下去却沉得像块石头。
没一会儿，阿哲就来了。他穿了件黑色的T恤，袖口卷着，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有红血丝，跟上次见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坐下，把包往旁边一扔，包上的拉链坏了，露出里面的几张简历。老板把面端上来，他拿起筷子就吃，吃得很快，像饿了好几天。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还是他先开口：“我今天去面试了，一家小公司，给的工资还没我刚毕业的时候高。”我嗯了一声，他又说：“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能做大事，能挣大钱，现在才发现，自己就是个傻子，什么都不懂，就敢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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