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着那辆二手桑塔纳回到青石镇的时候，海风正带着咸湿的味道扑在车窗上，像是小时候爷爷用粗糙的手掌拍我的后背。镇子还是老样子，码头的石板路被海浪泡得发白，渔船一排排泊在岸边，桅杆上晾着渔网，远远望去像挂满了褪色的经幡。我把车停在老房子门口，铁锈斑斑的铁门吱呀一声推开，院子里的仙人掌长得比我还高，去年离开时挂在屋檐下的渔网，还在风里轻轻晃着。
我叫陈星，今年二十四岁，这次回来，是因为爸爸的电话。电话里他声音沙哑，说爷爷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泛黄的海图，上面画满了他一辈子捕鱼的航线。我连夜从城里赶回来，高速公路上的路灯像一串模糊的星子，就像小时候爸爸带我在海边看星星时，他指着天上的猎户座说：“星星和海水一样，都藏着看不见的力量。”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海水是凉的，星星是远的，两者八竿子打不着边。
爷爷是青石镇有名的老渔民，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皮肤晒得像老树皮，手上的老茧比渔网的绳结还硬。我小时候最黏他，每天天不亮就跟着他去码头，看他解开渔船的缆绳，听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驶进晨雾里。爷爷的渔船叫“海望号”，船身刷着蓝白相间的油漆，船尾挂着一个褪色的红灯笼，他说那是给晚归的渔船引路的。每次捕鱼回来，爷爷都会把最大的那条鱼塞进我怀里，鱼鳞蹭得我脖子发痒，他则蹲在码头边，抽着旱烟，看着海水一波一波拍打着礁石，嘴里念叨着：“海水这东西，脾气怪得很，有时候温顺得像绵羊，有时候凶得像老虎，可它藏着的宝贝，比海里的鱼还多。”
那时候爸爸还在城里的海洋研究所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带各种奇怪的小玩意儿，有能浮在水上的指南针，有能听海浪声音的录音笔，还有一个用玻璃罐做的简易装置，里面装着海水和几根电线，爸爸说那是“温差发电实验模型”。我那时候才十岁，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只觉得爸爸不如爷爷有意思，爷爷能带我捕鱼、捡贝壳，还能讲海里的鬼怪故事，而爸爸只会对着那些瓶瓶罐罐发呆，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表层海水和深层海水的温差，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足够让一座小镇用上电。”爷爷那时候总是笑着拍爸爸的肩膀：“阿明，你这书读得太多，脑子都读傻了，海水能发电？那还不如我多捕几条鱼卖钱实在。”爸爸也不反驳，只是拿起那个玻璃罐，对着阳光照了照，罐子里的海水折射出细碎的光芒，他说：“爸，总有一天，你会相信的。”
我十四岁那年，爸爸突然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回到了青石镇。我记得那天他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和以前那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爸爸判若两人。爷爷问他怎么了，他只说“项目失败了”，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星期没出来。后来我才从妈妈那里听说，爸爸负责的海水温差发电项目，因为技术瓶颈和资金问题被迫中止，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从那以后，爸爸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穿干净的衬衫，而是换上了爷爷的旧渔服，每天背着一个帆布包去海边，有时候在礁石上坐一整天，手里拿着温度计和笔记本，记录着不同深度海水的温度；有时候则在院子里敲敲打打，用捡来的废铁和塑料瓶做各种奇怪的装置。爷爷看他这样，虽然嘴上不说，但每次捕鱼回来，都会把最新鲜的鱼留给他，还会主动帮他搜集一些废弃的零件。
我十五岁那年夏天，青石镇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台风。狂风裹挟着暴雨，掀翻了码头边的不少渔船，爷爷的“海望号”也没能幸免，船身被礁石撞出了一个大洞，渔网也被撕成了碎片。台风过后，爷爷站在码头边，看着残破的渔船，浑浊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那时候，小镇的供电也中断了，晚上一片漆黑，只能靠蜡烛照明。爸爸看着焦急的村民和伤心的爷爷，突然说：“我有办法让小镇用上电。”他把自己关在院子里，整整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改造他的实验装置。我记得那几天，院子里总是传来锯子切割木头、锤子敲打铁皮的声音，爸爸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手上也磨出了水泡，但他一刻也不停歇。第四天早上，爸爸拉着我和爷爷来到海边，他的实验装置已经安装在了一艘小舢板上，装置的一端连接着深入海底的管道，另一端则连着几根电线，延伸到岸边的一个配电箱里。爸爸按下开关的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几秒钟后，岸边的几盏路灯突然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湿漉漉的码头，也照亮了爷爷脸上惊讶的表情。爸爸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笑着说：“爸，你看，海水的温差真的能发电。”爷爷走上前，用粗糙的手摸了摸那个还在发烫的装置，又看了看亮起来的路灯，哽咽着说：“阿明，你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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