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时候，杭州特别热，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骑着电驴送快递，像是在蒸笼里烤，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衣服，贴在身上难受极了。有一次，我送一个快递到钱江新城的一栋写字楼，客户留的地址是十九楼，电梯坏了，我只能爬楼梯上去。爬到十五楼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喘气，感觉头晕眼花，浑身无力。这时候，一个女孩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看见我坐在那里，停下来问我：“你没事吧？是不是中暑了？”我抬起头，看见女孩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没事没事，”我赶紧站起来，“就是有点累，电梯坏了，爬楼梯上来的。”女孩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我，“给你，喝点水吧，天这么热，别中暑了。”我愣了一下，接过矿泉水，“谢谢你，多少钱？我给你。”女孩笑了笑，“不用了，一瓶水而已，不值钱。”她转身往下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你是送快递的吧？以后送快递要是电梯坏了，可以先给客户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等电梯好了再送，不用这么辛苦。”我点点头，“好，谢谢你。”看着女孩的背影消失在楼梯间，我拧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清凉的水顺着喉咙流下去，瞬间缓解了口渴和疲惫，心里也暖暖的。
后来，我又遇到过那个女孩几次，她住在我送快递的一个小区里，经常寄快递，每次寄快递的时候，她都会很客气，还会给我递一瓶水。我知道了她叫林晓，在一家公司做文员，和我一样，也是在杭州打拼的外地人。我们偶尔会聊几句，她会问我送快递累不累，我会问她工作忙不忙，虽然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我觉得很开心。有一次，她寄一个很大的箱子，我帮她搬到楼下，她非要请我吃冰淇淋，我说不用了，她却坚持要去买，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个冰淇淋，递给我一个，“拿着吧，天这么热，解解暑。”我接过冰淇淋，看着她脸上的笑容，心里有点莫名的悸动，那是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像是在黑暗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丝光。
但我很快又清醒了，我只是一个送快递的，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每个月拿着微薄的工资，而林晓是大学生，在写字楼里工作，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就像我和大志一样。我不敢多想，只能把那份淡淡的好感藏在心里，每次见到她，只是礼貌地打招呼，接过她递过来的水和冰淇淋，然后转身继续送我的快递。
秋天的时候，阿哲在工地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骨折了，住进了医院。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医药费要好几千块。阿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着我，眼里满是愧疚，“阿默，对不起，又要花你的钱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什么呢，我们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其实我手里也没多少钱，平时省吃俭用，也就攒了三千多块，不够医药费。我想起了大志给我的五千块钱，我一直没动，把它存了起来，现在正好派上用场。我从银行里取出钱，交了医药费，每天下班就去医院照顾阿哲，给他买饭、擦身、陪他聊天。
出租屋的邻居张阿姨听说阿哲住院了，特意炖了鸡汤，让我给阿哲带去。张阿姨是个退休工人，住在我们隔壁，老伴去世了，一个人住，平时很热心，经常给我们送点她自己做的咸菜、馒头，有时候我们加班晚了，她还会给我们留一盏灯。“小陈啊，阿哲这孩子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张阿姨把鸡汤递给我，“这鸡汤是我特意炖的，让阿哲补补身子，你也喝点，看你最近瘦了好多。”我接过鸡汤，心里暖暖的，“谢谢张阿姨，您太客气了。”“客气什么，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在外面打拼不容易，互相照应是应该的。”张阿姨笑着说。
在医院照顾阿哲的日子里，林晓也来看过他几次，每次来都带着水果和营养品，还帮着我照顾阿哲，给她擦手、喂水。“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对她说，“这是我的事，不用麻烦你。”林晓笑了笑，“没关系，我反正下班也没什么事，过来看看阿哲，也能帮你分担一点。”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心里很感动，也很愧疚，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的善良。
阿哲住院住了一个月，终于康复出院了。出院那天，大志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阿哲住院了，刚出院。他说他正好在杭州出差，要过来看我们。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大志来的时候，买了很多补品，还递给我一张银行卡，“阿默，这里面有两万块钱，你拿着，给阿哲补补身子，也改善改善你们的生活。”我赶紧推辞，“不用了大志，你上次给我的五千块还没还你呢，怎么能再要你的钱。”“跟我还这么见外？”大志把银行卡塞进我的手里，“我们是兄弟，你有困难，我不能不管。”阿哲也说：“阿默，你就收下吧，等我们以后有钱了，再还给他。”我看着大志，又看着阿哲，心里五味杂陈，只好收下了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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