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PT，没有术语堆砌，全是土办法：拿毛巾裹机器防抖，用木箱做临时隔音罩，甚至教他们在暴雨前抢录屋檐滴水的节奏——“那不是背景音，是时间的脚步。”
奶奶端着热茶进来时，没人说话。
她把杯子一个个放下，走到角落停下，望着这群年轻人摆弄机器，轻声说：“当年我们藏情报，靠的是死记硬背、烧纸成灰。现在你们藏声音，也是怕以后没人信啊。”
那一晚，没人提前离开。
几天后，系统进入最终调试阶段。
秦峰守在麦窝服务器机房，屏幕上跳动着最后一道确认程序。
【是否永久切断中央服务器自动同步？】
一旦点击“是”，意味着所有数据将不再汇总于任何单一控制中心。
原始声纹分散存储，调用需多重验证，连他自己也无法单独解锁。
这意味着彻底放弃“中心化管理”的便利，也斩断了资本或权力轻易攫取的路径。
他想起徐新当初冷笑的话：“没有边界的数据，等于没有价值。”
可他知道，真正的价值，恰恰藏在那些不愿被规训的毛边里。
手指悬停片刻，他按下确认。
窗外，夜色正浓。
赵小满带着新一批哨兵穿行在废弃办公楼之间，每人戴着头灯，背包里装着刚领到的设备。
光点在断墙残垣间移动，连成一条微弱却坚韧的光链，像是城市肌体下悄然复苏的神经末梢。
而在市规划展览馆的指挥中心大屏上，代表数据流动的曲线骤然断裂——随即，从无数零星节点重新亮起，细密如星火燎原。
整座城市，仿佛悄悄睁开了另一双眼睛。
话筒还没递过去。
赵小满是第一个进纺织厂家属区的“哨兵”。
他背着设备包，头灯在清晨的薄雾里划出一道微弱的光束。
家属区已经空了大半，墙上的“拆”字用红漆刷得潦草而坚决，门框上挂着未摘净的春联，风一吹，纸角扑棱棱地响。
他打开录音机，调试增益，开始走动记录。
脚步声、空房回音、水管滴水、远处塔吊的转动声——这些都将被标记为“城市肌体的呼吸频率”。
可刚录到第三栋楼，人群就围了上来。
不是闹事的人，是一群老人。
他们站在楼道口，手里攥着塑料袋、扫帚、晾衣竿，眼神警惕又疲惫。
“你们拍房子，为什么不拍我们活着的样子？”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突然吼了出来，声音沙哑却穿透力极强。
她手指颤抖地指着赵小满胸前的麦克风，“我在这儿住了四十二年！我男人在车间倒下的那天，你们在哪儿？现在要拆了，你们拿着机器转一圈，就想把一切都拿走？”
没人回答。
赵小满低头看着自己的设备，忽然觉得那支指向性麦克风像一把枪。
他想解释这是为了留存记忆，是为了对抗遗忘，可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
他知道，在这些人眼里，自己和那些来拍短视频博流量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都是路过者，带着好奇，带着任务，然后转身离开。
他默默关掉了录音。
当晚，他在临时租住的小屋里翻看采访提纲。
那是于佳佳团队拟定的标准问卷：您在这里住了多久？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对拆迁有什么看法？
……问题工整、逻辑清晰，像一份合格的社会调查模板。
可他一笔笔划掉，涂改，再重写，最后整张纸被揉成一团扔进墙角。
凌晨两点，他撕掉所有预设问题，在空白页上写下一句话：
您想让谁听见您说话？
第二天，他没带录音机出门。
他拎了一小筐毛豆，坐在八号楼前的石凳上，找了个晒太阳的位置坐下。
那位吼过他的老太太也在，眯着眼剥豆子。
赵小满也不说话，就坐在旁边，一颗颗剥，豆荚裂开的声音清脆而安静。
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过去。
风吹动电线上的旧塑料袋，像一面破旗。
直到快中午时，老太太忽然开口：“我男人……就是在车间倒下的。”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
赵小满没动，也没掏出设备，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那天他值夜班，心梗。送医院前还跟我说‘明早记得给孩子煮粥’。”她顿了顿，手里的豆子停了一下，“可后来呢？厂没了，房要拆，孩子搬去郊区，连墓都迁了三次。现在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这片地要盖商场。”
她说完，继续剥豆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赵小满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流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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