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报亭前的队伍蜿蜒至街角，晚来者踮脚眺望，急声询问前排“报纸上还写了啥”，买到的人则三五成群围聚在墙根下、茶馆外，有人大声诵读，有人逐字揣摩，纸页在传阅中被揉得发皱，却丝毫不减众人的热忱。
报童背着沉甸甸的帆布包，穿梭在人群里，清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中华日报》新鲜出炉！最高法院首案宣判，礼部侍郎之子获刑十五年！十文钱一份，快来看呐！”
“非经律法许可，虽天子不得擅入……”老秀才王启年捧着报纸，指尖抚过那行加粗字体，嘴唇哆嗦着反复念叨，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身旁几位同窗亦是面面相觑，素来沉稳的李秀才喃喃道。
“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要入谁家宅第，哪需什么律法许可？
这《中华日报》竟敢说这话，简直是颠覆千年纲常！”
话音刚落，旁边的贩夫忍不住插话。
“纲常不纲常的咱不懂，可咱知道，往后家里的门，不是谁想闯就能闯了！
赵侍郎的儿子都能被判十五年，还有啥权贵敢随便欺压咱老百姓？”
这话引来一片附和，卖菜的张婶攥着报纸，想起前几年被恶霸强占菜地却哭诉无门的遭遇，眼圈泛红。
“要是早有这律法，咱也不会受那窝囊气！”
街头巷尾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振奋，有人疑虑，更有守旧的士绅私下斥责“此举有损君权”，却不敢公然非议。
毕竟赵承煜的下场就在眼前，礼部侍郎尚且引咎辞职，谁也不愿触这法治的锋芒。
茶楼里，几位长袍马褂的乡绅正低声争执，一人拍着桌子怒道。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天子不得擅入’简直是无君无父！
照此下去，岂不是要乱了套？”
另一人却摇头反驳：“你没见报纸上写的？最高法院是皇上亲自主持揭幕的，这话本自然是皇上默许的！
如今新政推行十年，减赋税、兴学堂、平叛乱，哪一样不是利国利民？依我看，这法治，正是皇上要给咱百姓的定心丸！”
这场围绕报纸的热潮，也引起了欧罗巴学者们的密切关注。
在此之前，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对清国法治的认知，还停留在“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审判”的传统印象中，毕竟此前清国地方司法多由知府、知县兼理，行政权与司法权混为一谈，与欧罗巴部分国家“高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截然不同。
可当译员送来《中华日报》译本，通读完整篇报道后，他们从“虽天子不得擅入”的核心宣言与庭审实践中，读出了超越文字的法治内核，固有认知被彻底颠覆。
伏尔泰捧着报纸，指着“虽天子不得擅入”的加粗条文，激动说道。
“这是清国法治的一次巨大进步！‘私宅神圣不可侵犯’，本质便是司法权对至高权力的规范，即便天子也需遵法，这与欧罗巴追求的‘权力受律法约束’一脉相承，比许多仍受君权随意干预司法的欧罗巴国家走得更远！”
孟德斯鸠眼中满是惊叹。
“公开审理、百姓旁听、以铁证为凭裁决，未因被告的权贵身份有半分网开一面！
这与我所倡导的三权分立中‘司法独立’的核心要义不谋而合！
虽非真正的三权分立，但已然让人看到了文明进阶的希望，这种跨越地域与文明的法治共鸣，实在令人震撼！”
卢梭也感慨道：“我曾以为东方专制之下，法治不过是君主的工具，可清国用‘虽天子不得擅入’宣告了个体权利的神圣，用权贵获刑的判例证明了律法的普适性。
当百姓相信律法能保护自己的家园与尊严，这样的法治便有了民心根基，这或许是‘社会契约’的完美体现！”
……
4443年（1745年）九月中旬，紫禁城养心殿，弘历阅览着各地奏报，指尖轻轻敲击御案。
刘统勋躬身立在阶下，气息沉稳，轻声禀报。
“皇上，《中华日报》加印三次仍供不应求，直隶、江南等地纷纷递来文书请求增刊。
民间对赵承煜获刑的裁决拍手称快，赞皇上开创千古未有之法治。
但也有少量守旧之士私下串联，称此举‘乱纲常’，甚至有地方宗族联名上书，请皇上‘收回成命’。”
弘历抬眸，缓缓开口。
“民心所向，当予回应。这既是满足百姓知情权，亦是推行司法教化的重要契机。传令各地中华社，务必加印增刊，确保法治理念家喻户晓。
新政推行十年，轻徭薄赋以养民生，开疆拓土以固邦本，兴办学堂以启民智，唯有法治是能让这些成果固若磐石的根本。
朕将刑部从六部剥离，正是为了打破‘行政兼理司法’的千年积弊，此前下令构建省、府、县三级法院体系，就是要让法官只对律法负责，而非对权贵低头，如此方能杜绝冤狱、平息民怨，让万民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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