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泛起一层清冷的鱼肚白，
黎明还未真正撕开夜幕。
泗县郊外的山前小村，河汊纵横，水汽蒸腾，白茫茫的雾气像一张厚重的棉絮，笼罩着苍茫起伏的大地。
万物尚在沉睡，村口土路上，已经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扁担在担架队员肩上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粗布担架带深深勒进他们早已磨得通红、渗出血痕的肩头。
每一步落下，都带着死里逃生的沉重与疲惫。
担架上躺着的，是伪装成滇军六十军装束的伤员，他们的军装早已被鲜血浸透、风干，硬得像一层冰冷的壳。
有人腿骨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变形，有人腹部只草草缠了几层破布，暗红的血珠仍在一点点往外渗，在担架布面上晕开一朵朵刺目的花。
这里是滇军六十军八十四师，秘密留在泗县乡间的野战医院。
没有整齐明亮的病房，
没有消毒干净的手术室，
甚至连一块像样的平地都算不上。
几间老乡主动腾出来的土坯房，
两顶被流弹划破、补丁叠着补丁的旧军用帐篷，便是前线浴血归来的战士们，最后的生命防线。
门板往两条长凳上一搭，就算是病床；墙角堆着的，是上山采来晒干的草药，和拆洗、煮沸、反复使用的纱布；灶台上那口大黑铁锅，永远冒着白气，里面煮的不是饭，而是仅能勉强用来消毒的盐水。
“快！抬进西屋！”
护士长段秀兰快步从屋里迎出来。
她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齐耳短发沾满草屑与尘土，脸颊因长期熬夜而微微凹陷，眼下挂着浓重的青黑，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像寒夜里的星。
身后跟着几名同样年轻的卫生员，最小的小英子才十六岁，脸蛋还带着未脱的稚气，手掌被纱布磨得通红，动作却老练麻利，抄起剪刀，毫不犹豫地剪开粘在伤员皮肉上的血衣。
段秀兰舀起一勺滚烫的盐水，缓缓淋在翻开的伤口上。
伤员猛地浑身一绷，脊背几乎弓起，牙关死死咬着一截干枯的树枝，指节攥得发白，额头上豆大的冷汗滚滚而落，顺着下颌滴进泥土里，自始至终，没发出一声痛呼。
“忍着点，清干净了，才不会烂肉。”
段秀兰声音压得很低，指尖被盐水泡得发白起皱，却稳稳握着镊子，一点点探进血肉模糊的伤口，夹出嵌在里面的弹片与碎骨。
每一次动作，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煤油灯昏黄摇曳的光影里，她的额角早已布满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伤员染血的军装上，转瞬便消失不见。
里屋那块平整的青石板，便是临时手术台。
医生钱秉权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时辰，双眼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凌乱的胡茬，整个人像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可只要一握住手术刀与缝合针，那双手便稳如磐石，不见半分颤抖。
身边没有正式助手，只有小英子在旁紧张地递着器械。小庙外偶尔传来几声短促而轻微的哨音，那是暗哨传回的平安信号——只要哨声不乱，说明鬼子尚未靠近。
医院里最金贵的，是从云南后方，经马帮千里迢迢、九死一生送来的2号创伤特效药。
数量少得可怜，每一支都登记在册，只留给最危重、最有希望救活的重伤员。
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靠土法硬撑。
上山采来蒲公英、金银花、野菊花，大锅熬水，权当消炎；锅底灰混合草药捣烂，敷在发炎化脓的创面上，聊以止血；纱布洗了又煮，煮了又晒，反复使用，直到边缘磨得毛糙起球，依旧舍不得扔。
在这战火连天的地方，能有一块干净布，已是奢望。
晌午时分，村里的大娘们挎着竹篮赶来了。
篮里装着热腾腾的南瓜玉米粥，还有省下来的煮鸡蛋，以及她们连夜赶制、针脚密实的粗布绷带。
在这穷得叮当响的年月，
一碗热粥、一个鸡蛋，都是老百姓从自己牙缝里省出来的命。
她们放下东西，不多说一句客套话，默默擦洗病床、照料伤员、收拾满地血污与杂物，用最沉默、最实在的方式，守护着这群保家卫国的兵。
就在医院稍稍安定的片刻，门外突然冲进气喘吁吁的哨兵。
“钱医生！段护士长！村西哨位急报——鬼子骑兵朝这边来了，最多半个时辰就到！”
一句话，让屋内所有人的动作都骤然一顿。
随即，
所有人都快了几分，快而不乱，慌而不躁。
这是野战医院的日常。
敌情一到，
立刻疏散。
重伤员由担架队员抬着，往后山最深、最隐蔽的天然山洞转移；轻伤员相互搀扶，借着青纱帐与树林掩护，往山林深处钻；药品、器械、草药、文件，全部用布包裹严实，埋进提前挖好的土坑，再盖上浮土、撒上杂草；就连地上未干的血迹，也要用黄土仔细掩盖，不留半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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