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孙建利已经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
他主动打过去,孙建利总是说忙,说“改天聊”,然后就挂了。
他知道,那是借口。
那天下午,他去孙建利办公室,想当面谈谈。
推开门,孙建利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到他进来,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周书记?有事?”
周文斌在他对面坐下,说:“老孙,咱们聊聊。”
孙建利看了看表,说:“现在?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就几分钟。”
周文斌打断他。
孙建利只好放下手里的笔,看着他。
周文斌说:“老孙,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现在风浪大,更应该抱团。你这样一个人往那边凑,想过我的处境没有?”
这话已经说白了。
孙建利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周书记,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周文斌盯着他,目光锐利:“你不明白?那你去陈书记那边跑什么?你请史江伟吃饭干什么?”
孙建利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平静:“周书记,我找陈书记汇报工作,有什么问题?我请史市长吃饭,沟通工作,有什么问题?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去纪委举报我。”
周文斌愣住了。
孙建利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周书记,我真有事。改天再聊。”
周文斌站起来,看了他一眼,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孙建利的办公室门已经关上了。
他知道,这条船,要沉了。
更让他不安的,是陈东明的态度。
以前常委会上,陈东明偶尔还会征求他的意见。
讨论干部调整的时候,会问“周书记怎么看”。
讨论重大项目的时候,会说“周书记分管过这一块,有经验”。
现在呢?
陈东明直接绕过他,拍板定事。
讨论的时候,目光根本不往他这边看。
偶尔提到他分管的工作,也是一笔带过,像完成任务一样。
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边缘化。
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喝了很多酒。
酒是孙建利以前送的。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到最后,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摇晃。
喝着喝着,他忽然把杯子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瓷片溅了一地。
妻子吓了一跳,从卧室跑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他摆摆手,没说话。
他能说什么?
说自己跟错了人?
说自己站错了队?
说自己现在成了孤家寡人?
他倒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天花板很白,什么也没有。
但他看着看着,总觉得那些白色在往下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窗外,夜色浓重。
远处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
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
矿区修复项目稳步推进,首批十五家小矿企顺利搬迁,绿源环境的工程队日夜施工,第一批树苗已经种下,在初冬的风里顽强地活着。
PPP项目落地见效,山水文旅的第一期资金已经到账,丰泰集团的农业开发项目开始规划,绿源环境的修复工程进展顺利。
那些曾经观望的社会资本,现在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雏鹰计划的企业已经增加到九家,周晓峰的电商团队扩张到二十多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打听“怎么回来”。
曾经反对最激烈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妥协,要么开始寻找退路。
赵光头签了协议,准备承包土地种菜。
钱胖子退了钱,主动配合搬迁。
新发煤业的老板干脆把矿交了出来,回老家养鸡去了。
孙建利虽然还在位置上,但已经收敛了锋芒。
他不再公开反对史江伟,不再暗中阻挠项目,甚至开始主动配合工作。
会上有人提出质疑,他还会帮忙解释几句。
周文斌彻底沉默了。
他在常委会上很少发言,在人多的场合很少露面。
偶尔有人提起他,得到的回复往往是:“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吴霞还在操控舆论,但效果越来越差。
老百姓亲眼看到了矿区的变化,亲眼看到了新种的树苗,亲眼看到了那些回来的年轻人。
网上的谣言,发出来也没人信了。
梁红那边,证据越积越多。
那些材料锁在档案柜里,分门别类,整齐码放,像一把把尚未出鞘的剑。
史江伟和李默依然保持着“战略威慑”的默契。
那份关于“应急转贷资金”的证据,依然锁在保险柜里。
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孙建利每次看到史江伟,都会想起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告诉他:我知道。
这就够了。
年底的一天,老孙头提着一壶酒,来到李默办公室门口。
门卫拦住他,他说找李主任。门卫问有预约吗,他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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