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孙建利已经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
他主动打过去，孙建利总是说忙，说“改天聊”，然后就挂了。
他知道，那是借口。
那天下午，他去孙建利办公室，想当面谈谈。
推开门，孙建利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到他进来，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周书记？有事？”
周文斌在他对面坐下，说：“老孙，咱们聊聊。”
孙建利看了看表，说：“现在？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就几分钟。”
周文斌打断他。
孙建利只好放下手里的笔，看着他。
周文斌说：“老孙，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现在风浪大，更应该抱团。你这样一个人往那边凑，想过我的处境没有？”
这话已经说白了。
孙建利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周书记，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周文斌盯着他，目光锐利：“你不明白？那你去陈书记那边跑什么？你请史江伟吃饭干什么？”
孙建利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平静：“周书记，我找陈书记汇报工作，有什么问题？我请史市长吃饭，沟通工作，有什么问题？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去纪委举报我。”
周文斌愣住了。
孙建利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周书记，我真有事。改天再聊。”
周文斌站起来，看了他一眼，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孙建利的办公室门已经关上了。
他知道，这条船，要沉了。
更让他不安的，是陈东明的态度。
以前常委会上，陈东明偶尔还会征求他的意见。
讨论干部调整的时候，会问“周书记怎么看”。
讨论重大项目的时候，会说“周书记分管过这一块，有经验”。
现在呢？
陈东明直接绕过他，拍板定事。
讨论的时候，目光根本不往他这边看。
偶尔提到他分管的工作，也是一笔带过，像完成任务一样。
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边缘化。
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喝了很多酒。
酒是孙建利以前送的。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到最后，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摇晃。
喝着喝着，他忽然把杯子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瓷片溅了一地。
妻子吓了一跳，从卧室跑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他摆摆手，没说话。
他能说什么？
说自己跟错了人？
说自己站错了队？
说自己现在成了孤家寡人？
他倒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天花板很白，什么也没有。
但他看着看着，总觉得那些白色在往下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窗外，夜色浓重。
远处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
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
矿区修复项目稳步推进，首批十五家小矿企顺利搬迁，绿源环境的工程队日夜施工，第一批树苗已经种下，在初冬的风里顽强地活着。
PPP项目落地见效，山水文旅的第一期资金已经到账，丰泰集团的农业开发项目开始规划，绿源环境的修复工程进展顺利。
那些曾经观望的社会资本，现在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雏鹰计划的企业已经增加到九家，周晓峰的电商团队扩张到二十多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打听“怎么回来”。
曾经反对最激烈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妥协，要么开始寻找退路。
赵光头签了协议，准备承包土地种菜。
钱胖子退了钱，主动配合搬迁。
新发煤业的老板干脆把矿交了出来，回老家养鸡去了。
孙建利虽然还在位置上，但已经收敛了锋芒。
他不再公开反对史江伟，不再暗中阻挠项目，甚至开始主动配合工作。
会上有人提出质疑，他还会帮忙解释几句。
周文斌彻底沉默了。
他在常委会上很少发言，在人多的场合很少露面。
偶尔有人提起他，得到的回复往往是：“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吴霞还在操控舆论，但效果越来越差。
老百姓亲眼看到了矿区的变化，亲眼看到了新种的树苗，亲眼看到了那些回来的年轻人。
网上的谣言，发出来也没人信了。
梁红那边，证据越积越多。
那些材料锁在档案柜里，分门别类，整齐码放，像一把把尚未出鞘的剑。
史江伟和李默依然保持着“战略威慑”的默契。
那份关于“应急转贷资金”的证据，依然锁在保险柜里。
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孙建利每次看到史江伟，都会想起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告诉他：我知道。
这就够了。
年底的一天，老孙头提着一壶酒，来到李默办公室门口。
门卫拦住他，他说找李主任。门卫问有预约吗，他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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