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瓦的华人为什么能站起来？不是因为胡振邦有道理，是因为胡振邦手里有枪。”
“大马的华人为什么站不起来？不是因为我们的道理不够，是因为我们的手里没枪。”
茶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茨厂街的风声。
张明发终于抬起了头，看着李国良。
“老李，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李国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看向陈永福。
陈永福的手指停了，拿起那壶已经凉透了的铁观音，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杯子，没有喝，看着杯子里的茶汤。
茶汤的颜色已经变得很深了，像酱油一样。
“国良，你跟了我二十年，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
他把杯子放下，看着李国良。
“你说得对，手里没枪就没有底气，没有底气道理再硬也没用，但底气不是一天就能有的。”
李国良点了点头。
“我知道。所以我们才要一步一步来。”
林志强插了一句嘴，声音有点哑。
“怎么一步一步来？”
李国良看了他一眼。
“从你自己开始，你不是青年团团长吗？青年团有多少人？”
“正式登记的，五百多，外围的，算上学生，两千多。”
李国良点了点头。
“够了，你需要三百个能打的年轻人，不是叫他们去街上跟人打架，是叫他们学会怎么保护自己。”
“他们要在有人砸店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在华人被打的时候把打人的人按住。”
他顿了一下。
“我们没有枪，但可以用棍子，用拳头，用板凳腿。”
“只要不打出人命，不让他们抓到把柄，他们就不能说你是‘非法武装’，你们只是‘维护社区治安’。”
林志强的眼睛亮了起来。
陈永福皱了皱眉。
“国良，你这是要跟他们对着干？”
李国良摇了摇头。
“不是对着干，是对着看，让他们看到，华人有能力保护自己。”
“让他们知道，打华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血的代价，是选票的代价。”
“华人占大马百分之三十多的人口，这百分之三十多的选票，不是废纸。”
张明发想了想，点了点头。
“国良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一直当缩头乌龟，缩得越久，他们越觉得我们好欺负。”
黄文兴也点了点头。
“我同意，但我们不能先动手，谁先动手，谁就输了，这是陈先生说的，我一直记着。”
李国良看了黄文兴一眼。
“对，不能先动手，但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这个分寸，要拿捏好。”
陈永福沉默了很久，走到窗前，窗外，茨厂街的夜已经很深了，街面上只有零星的几个行人，低着头匆匆走过。
“志强，”
他没有回头。
“青年团的事，你去做，但要记住，不打第一枪，谁打第一枪，谁就是大马的罪人。”
林志强站起来，声音洪亮。
“是！”
陈永福转过身来，看着他。
“不是‘是’，是‘我记住了’，‘是’是给上级听的，我不用你哄。”
“你要记住的是，你不打第一枪，但第二枪、第三枪，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他们再也不敢开第一枪。”
林志强的眼眶红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激动。
“我记住了，陈先生。”
陈永福摆了摆手。
“去吧，天快亮了，该回去睡觉了。”
林志强、张明发、黄文兴、李国良四个人先后站了起来，鱼贯走出茶室。
李国良走在最后，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陈永福一眼。
陈永福还站在窗前，没有转身。
“国良，”
他忽然说了一句。
“你说得对，我的手，确实不够硬。”
李国良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轻轻带上了门，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
茶室里只剩陈永福一个人。
他站在窗前，看着茨厂街黑沉沉的夜空。
月亮被云遮住了，只有几颗星星若隐若现，像是在眨眼睛。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他刚当上华人公会会长的时候，有人跟他说过一句话。
“陈先生，华人在大马，就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根扎不下去，就要被风吹倒。”
他当时觉得，只要华人团结，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二十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华人确实团结，但团结有什么用？团结能挡枪子吗？团结能挡选票吗？团结能让法兹尔把华校还回来吗？
不能。
能让他们还回来的，只有一样东西，让他们怕。
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华人手里的选票？怕。
但他们更怕的是华人手里的棍子。
选票是软的，棍子是硬的。
软的让人犹豫，硬的让人闭嘴。
陈永福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月光洒在茨厂街的石板路上，亮晶晶的，像是铺了一层霜。
他转身走回桌前，拿起那壶凉透了的铁观音，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闷了。
茶是苦的，涩的，像他这二十年的滋味。
他放下杯子，拿起桌上的老花镜，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熄了灯，走出了茶室。
茨厂街的夜风迎面吹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
他缩了缩脖子，裹紧外套，朝家的方向走去。
身后，茶室的招牌在风中轻轻地晃着，吱呀吱呀的，像是在叹气。
茨厂街的夜还很长。
但天，总会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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