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爷子走后的第三天，国务院下达了讣告。
寥寥数行字，盖着朱红的印章，把一个人的一生收束成一段官方的定论。
消息传开，京城上下皆是一凛，这位退下来多年的老人，终究还是把最后一点余温也散尽了。
遗体停放在北京最大的殡仪馆，那几日天阴得厉害，灰白的云层低低压着穹顶，像是整个城市都披了一层素纱。灵堂设在最大的厅里，门楣上悬着黑底白字的挽联，风过时，布幔微微拂动，发出极轻的窸窣声。
前来吊唁的人从清早便没有断过。在位的、不在位的京城各路官员，无论平日里是亲是疏，皆换了深色衣裳，敛着眉目踏进灵堂。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脚步声被厚重的空气吞没，只余下衣料摩擦时细碎的沙沙响。
灵堂正中央，老爷子的遗像悬在白菊丛上。照片选的是他七十岁那年照的，眉眼间还带着几分当年的锐气，嘴角却微微含笑，带着少许的慈祥。
官员们排着队，三人一组上前，深深三鞠躬。有的弯下腰许久才直起身，有的鞠躬时肩头微微一颤。无人言语，灵堂里只有偶尔响起的低泣，和远处隐隐传来的哀乐低回。
梁父站在家属席最前方，面色沉静如古井，只在下颌微微绷紧时露出一丝痕迹。梁言立在父亲身侧，穿了件深黑的大衣，袖口露出一截白衬衫的边，每逢有人鞠躬，他便和父亲一同欠身回礼，动作整齐，不差分毫。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走上前，鞠躬后颤巍巍地站定，抬头看了遗像许久。他是梁老爷子早年共事的老友，退下来后便深居简出，今日却拄拐而来。他没说什么，只抬手用指腹拭了一下眼角，然后转身，被旁人搀着慢慢走了出去。
厅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雪。雪花落在前来吊唁的人的肩头、发顶，落在门外的青石阶上，一触即化，沁成深色的湿痕。有人抬头望了一眼天，又低下头匆匆走进门去。
灵堂里的白菊静静开着，花瓣边缘微微卷起，像无数双手在合十。
出殡这一日，北京半座城的官场都来了。他们来送一个人，也是来送一个时代。梁老爷子安卧在花丛之中，再也听不见那些鞠躬时衣料摩擦的声响，也看不见窗外那场无声的雪。
他只是安静地躺着，像终于写完了一封长信，落款处签好了名字，把笔轻轻搁下。
梁老爷子顺利下葬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梁言回了四合院，推开那扇朱漆剥落的木门时，院里的静跟从前不一样了。以前那是活着的静，是有人在内屋里走动、咳嗽、翻报纸的静；如今这静是彻底的空，像一口倒扣的钟，声音都被闷在了里面。
廊下的鸟笼还挂着，翠喜缩在横杆上打盹，脑袋埋在翅膀底下，偶尔动一动爪子，又睡过去。它大约还不明白，那个每天早晨给它换水、偶尔还会冲它吹口哨的老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窗下那张藤椅孤零零地搁着，被风吹得轻轻摇晃，椅面上还搭着一条灰毛毯，一角垂下来，像一截忘了收回去的手。
梁言走过去，站了一会儿，伸手把毛毯叠好，搭在椅背上。
厢房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边老花镜规规矩矩地摆着。书房的桌上还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资治通鉴》，折角停在唐纪那页，笔搁在砚台上，墨早已干了。
茶室里尤其静，那把老爷子最爱的紫砂壶还放在原处，茶杯倒扣着，茶盘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再也没有开水在炉子上咕嘟咕嘟翻滚的声音了，再也没有茶香从门缝里漫出来，钻进过道，漫过廊檐。再也没有人从门后探出身来，冲他招手：
“阿言，进来陪爷爷喝杯茶。”
那声音如今只在他耳朵里回响，一遍又一遍，像旧唱片转到了底，唱针还在沟槽里空转。
院子里的海棠树掉光了叶子，枝干光秃秃地伸向灰白的天空，但梁言知道，它在等春天到来，等新芽从那些枯瘦的枝节间钻出来，等某一天清晨推开门，忽然看见满树嫩绿的星点。
他站在海棠树下抬头望了很久。风从檐角过，鸟笼里的翠喜忽然醒了，扑棱了两下翅膀，歪着头叫了一声：“阿言——”
那调子是老爷子常唤他的腔。梁言怔了一下，随即低下头，一滴泪砸在脚边。
他想起爷爷最后说的那句话：三年，你得替我把梁家的根扎深些，扎稳些。
于是他深吸一口气，掸了掸大衣上不存在的灰，转身朝书房走去。身后藤椅还在风里轻轻摇着，翠喜又闭了眼，廊下静悄悄的，只有海棠树的枝梢，在二月末的风里微微颤了颤，像是在辨认春天的方向。
后来梁言回忆，给爷爷处理后事的那段时间说不上悲伤。只是看着父亲微驼的背，和棺木里那个曾经一只手能把小时候的他举过头顶的老人，突然觉得时间像个手松的赶路人，你还没准备好，它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卸在了路边。
梁老爷子走后不久，喻音肚里的孩子刚满了三月，她的肚子还没显怀，腰身依旧细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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