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政司是朕的耳目，是天下奏章通达天听的关键，如今成了魏进忠的筛子，只捡他爱听的递，忤逆他的全扣下，这朝堂还成何体统？”萧桓的声音里带着彻骨的寒意，目光扫过案上的卷宗，“先帝设通政司，就是为了防止权臣壅蔽圣听，如今倒成了权臣壅蔽圣听的工具，真是讽刺。”他翻到沈仲书的赈灾记录，天德二年永定河决堤，通州、武清等地被淹，沈仲书时任通州知州，用五十万两赈灾银救了十万灾民，账册明细到每一粒米、每一块木板，连给灾民买棉衣的针线钱都记在上面；而如今赵三用五十万两应付百万灾民，却只字不提赈灾的具体办法，只说“魏大人已有定夺”。两相对比，疑点像潮水般涌上来——魏进忠的“定夺”，到底是定的灾民的命，还是他自己的私利？萧桓越想越心惊，后背的冷汗浸湿了龙袍内衬，他突然明白，魏进忠要的不是“肃谢党”，是要借着“肃谢党”的名义，把所有不听话的官员都换掉，把朝堂变成他的一言堂。
“陛下，您看这份。”张伴伴上前一步，从袖中掏出一张揉皱的纸条，纸条是普通的草纸，边缘都磨毛了，上面的字迹用炭笔写成，歪歪扭扭，显然是怕被人认出笔迹。“这是玄夜卫南司的陈千户偷偷塞进来的，”张伴伴压低声音，“陈千户的父亲当年是谢大人麾下的参将，在德胜门之战中为掩护谢大人战死，他对谢大人忠心耿耿，对魏公公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只是势单力薄，不敢明着反抗。”萧桓展开纸条，上面只有寥寥数字：“太仓库银，月入魏府十万两”。太仓库是大吴的国库，掌管天下税银、盐课、漕运等所有收入，是朝廷的命脉所在，如今竟成了魏进忠的私库，每月都有十万两银子流入魏府，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的贪腐不知有多少。萧桓想起赵三说的“剩余款项用于修缮北境行宫”，北境行宫是先帝的行宫，早已荒废多年，根本无需修缮，哪里是修行宫，分明是要挪去建魏进忠的生祠——通州的生祠刚完工，鎏金塑像比太庙的先帝像还要高大，耗费白银三十万两，那些银子，都是从太仓库和赈灾银里抠出来的。
萧桓将纸条捏在掌心，纸角划破了皮肤，渗出血珠也浑然不觉。他想起魏进忠近日的一系列举动：让义子秦云将宣府卫的三万精锐调归京营，由秦云任京营副总兵，掌控京城防务；让孙成接管玄夜卫的密探网，监视百官的一言一行，连后宫的妃嫔都有他的眼线；连后宫的魏妃都开始插手尚宫局的事务，安插自己的亲信管理宫女太监，名义上是“替陛下打理后宫”，实则是要监控后宫的动向。这一步步，环环相扣，缜密得可怕，不是“肃清谢党”，是借“除逆”之名，铲除异己、安插亲信，架空他这个天子。可他没有证据，魏党遍布朝堂，理刑院、玄夜卫、六部司务厅都在魏进忠手里，甚至连京营的兵权都有一半在秦云手里，稍有不慎，就是第二个“南宫之困”，甚至可能落得个被废黜的下场。萧桓将名册与卷宗轻轻合上，锦盒里的玉佩硌得他心口发疼——他不能急，只能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能一击即中、让魏党无可辩驳的机会。他是大吴的天子，是萧氏的子孙，绝不能让祖宗的江山，毁在魏进忠这样的奸佞手里。
酉时的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养心殿的地砖上，拉出长长的影子。萧桓没换便服，只是摘下了皇冠，长发用玉簪束起，看上去少了几分帝王的威严，多了几分沉郁。他让张伴伴去翰林院找周启——周启是谢渊的门生，如今被派去整理前朝旧档，成了个闲职，魏党没把他放在眼里，正好方便传信。“告诉周编修，”萧桓盯着窗外的月光，“让他悄悄查沈仲书、王彦的旧部，还有谢大人当年的奏疏底稿，尤其是涉及边饷和赈灾的，都抄一份给朕。”
张伴伴回来时，带回了周启的回话和一个木箱。周启没敢亲自来，只托张伴伴转话：“谢大人的奏疏都有暗记，结尾会画个小小的德胜门城楼，魏进忠当年呈的‘通敌信’，根本没有暗记。”木箱里全是谢渊的奏疏底稿，萧桓翻开最上面一本，是天德三年守德胜门时的急件，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军粮尚可支三日，臣愿与城共存亡”，旁边是永熙帝的朱批“朕信你”。萧桓的眼眶热了，谢渊守着一座空城，抵挡鞑靼十万大军，怎么会通敌？沈仲书、王彦为百姓、为边军发声，怎么会是“余孽”？
“周编修说，沈大人在通州时，曾把生祠的预算账册抄了一份，藏在翰林院的《通典》里。”张伴伴低声道，“那账册上写着，建一座生祠要花三十万两，够宣府卫全军三个月的粮饷。沈大人就是因为不肯强征民夫、不肯挪用赈灾银，才被魏公公记恨。”萧桓的手指抚过奏疏上的暗记，那是一个极小的城楼图案，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想起理刑院呈上来的“罪证”，上面确实没有这个暗记，当时他只当是谢渊一时疏忽，如今才明白，那根本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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