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引水还不够，耐旱的麦种才是根本。谢渊早有准备，从江南调运了十万斤耐旱的“金穗子”麦种，这是他前一年在江南任职时，亲自培育的新种，亩产比普通麦种高两成。他亲在田埂上示范播种，蹲在滚烫的田地里，手把手教农户“浅种深浇”之法：“种子埋一寸深就够了，浇水要浇透，这样才能扎根。”有个叫张老栓的农户，捧着麦种哭道：“谢大人，这要是再种不活，俺们全家就只能逃荒了。”谢渊拍着他的胸脯担保：“你放心，这麦种我在江南试过，耐旱耐涝，要是绝收，我谢渊以自己的俸禄赔你全年口粮，绝不食言！”为了让农户安心，他还奏请朝廷减免河南三年赋税，设立“农贷司”，借给农户耕牛、农具和种子钱，利息只收一成，还不上的可以用粮食抵扣。不少农户感动地说：“谢大人是把心都掏给我们了。”
天不负苦心人，秋收时节，河南的田野里金黄麦浪翻滚，风吹过，麦穗沙沙作响，像在唱丰收的歌。经农户实地丈量，亩产较往年增四成，不少田地都打了千斤粮。张老栓捧着饱满的麦穗，带着全家来谢谢渊，要把最好的新麦送给他。谢渊婉拒了，只从他手中接过一粒麦种，放在手心细细端详，麦种金黄饱满，带着阳光的温度。“我只要这一粒麦种作念想，”他笑着说，“这粒种子，是百姓的希望，比什么都珍贵。”他还在河南推广“稻麦轮作”的方法，春天种稻，秋天种麦，提高土地利用率；又修通灌溉水渠三十余里，水渠两旁种上白杨树，既固堤又遮阳。从此，河南从“十年九灾”的重灾区，变成了“年年丰收”的天下粮仓。当地百姓私下里都称他为“谢谷神”，家家户户都供起他的长生牌位，牌位上写着“谢公渊，救民于水火”。
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往事，特意千里迢迢赶赴河南，在开封府的一个小村落里，找到了当年受赠麦种的张老栓。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腿脚不太方便，听说编修官是来记录谢渊事迹的，当即让孙子搬出一个旧陶罐。陶罐上刻着歪歪扭扭的“谢公种”三字，是老人用烧红的铁针一笔一划烫上去的，罐口用浸过桐油的棉纸封得严严实实。老人打开陶罐，里面是几十粒保存完好的“金穗子”种子，依旧金黄饱满。“这是谢大人给的‘救命种’，俺们世世代代传着，每年都留几粒，”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没有谢大人，就没有俺们张家的今天。”萧燊见此记述，忆起《河南农政录》中谢渊“农稳则国安，农安则天下安”的论断，提笔写道：“农为邦本，谢师以农安天下，此乃治国根基。他蹲在田埂教农户播种的样子，比朝堂上的百官都更像‘师’——本宫认师，正因他事事以民为先，把百姓的饭碗放在心上。”
卷宗附的《河南农政录》抄本，是编修官从河南府学的藏书楼中抄录的，原书是谢渊亲手装订的，纸页边缘沾着泥土和麦屑。抄本中详载了“金穗子”的种植之法，从选种、泡种到播种、施肥，都写得清清楚楚。页边“雨后播种最佳，可保墒情”的批注，是谢渊亲书，墨迹中还沾着些许褐色的泥土，显然是他在田埂上记录时沾上的。编修官还在抄本的末尾，发现了谢渊的一段手记：“今日在张老栓的田里，见麦穗比别处壮，问其缘由，是他每日浇水时都用草木灰拌水，此法可推广。”这些细致入微的记录，正是谢渊亲耕亲为的最好见证，也让《河南农政录》成为了后世农官的必读之书。
“百姓穷，穷在无识；国家弱，弱在无才。”谢渊任太保后，在朝堂上首次提出兴修义学的主张时，不少大臣提出反对，说“百姓子弟只知种地，读书无用”。谢渊却据理力争：“若百姓都目不识丁，官府告示看不懂，被奸商蒙骗，被贪官欺压，又如何安居乐业？国家若没有寒门才子，又如何选贤任能？”他的话掷地有声，打动了皇帝。为了带动风气，他带头捐出半年俸禄，在京城崇文门外设“启蒙堂”，堂内摆了五十张桌椅，都是他让人用旧木料改制的。又奏请朝廷将闲置的十处官宅改为学舍，征召退休的老儒任教，给任教的老儒发放俸禄，不让他们“空劳心力”。他还亲自为义学题写匾额“开蒙启智”，字体雄浑有力，透着对百姓子弟的期许。
义学初开时，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有个叫李老实的农户，宁愿让儿子去放牛，也不愿送他入学，直言“读书不如种地实在，还能多赚点口粮”。谢渊得知后，亲自上门劝说。他没穿官服，只穿了一身粗布衣裳，见李老实正在晒麦子，便上前帮忙，一边扬场一边说：“老哥，你看这麦子，要辨好坏才能卖好价钱，要是认字，就能看懂粮行的价目表，不会被坑。孩子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明事理，将来不管是种地还是做买卖，都能少吃亏。”他还从袖中摸出一套笔墨纸砚，递给躲在门后的孩子：“这是给你的，拿着去学堂写字，中午管饭，不用你家花一文钱。”李老实见他没有官架子，又说得在理，终于点了点头。谢渊还特意在义学设了“农课”，请老农来讲授种地的技巧，请账房先生来讲授算数，让义学的课程贴近民生，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送孩子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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