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实学人才的持续涌现与在各领域发挥作用，大吴朝的国力稳步提升，中兴大业的根基愈发牢固。西北边防在实学人才优化的防御体系与充足的战备物资支撑下，日益稳固，鞑靼部落多次试探性袭扰均被成功击退，损失惨重，再也不敢轻易越界侵扰，边境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东南沿海的抗倭防线愈发严密，水师凭借改良的战船与新型火器，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来犯倭寇，倭寇侵扰的频次大幅减少，沿海州县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新政红利也逐步显现，盐铁改革的推进让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漕运的畅通保障了物资的高效流通，水利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国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生活日渐安定。各地官府还在实学人才的协助下，推进道路修缮、桥梁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民生条件。
科举取士实学导向的改革，不仅成功解决了战时与新政推进的人才短缺困境，更重塑了大吴朝的人才生态，让 “崇尚实学、务实干事” 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大吴朝的中兴大业筑牢了坚实的人才根基，也让明化帝的中兴蓝图逐步变为现实。
实学科举的初步成功与实学人才的出色表现，让明化帝更加坚定了推进改革的决心。为进一步巩固科举改革成效，避免出现 “选而不用、用而不优” 的问题，明化帝下旨令吏部与礼部联合开展新科人才实绩考核工作，建立长效的人才考核机制。
此次考核工作由内阁阁老杨启牵头主持，杨启以严谨细致、不徇私情着称，深得明化帝信任。他根据明化帝的旨意，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方案，设立 “贤才跟踪簿”，对每一位新科人才的任职表现进行动态跟踪与量化考核。考核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政绩评语”，而是聚焦实务成效，细化为多个具体指标 —— 如水利工程人才的考核指标包括工程完成质量、工期把控、百姓满意度等；财政人才的考核指标包括账册核算准确率、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贪腐漏洞堵塞情况等；兵法人才的考核指标则包括战术建议的实用性、战事胜率、部队训练成效等。考核结果直接与官员的升迁、奖惩挂钩，优秀者予以晋升嘉奖，表现平平者予以督促整改，不合格者则调离岗位或降职使用。
考核工作全面展开后，杨启亲自带队前往各地，深入一线核查新科人才的实绩。在江南，他实地查看了江澈主持的河道疏浚工程，走访了沿岸百姓，得知工程不仅解决了灌溉与漕运问题，还抵御了一次小规模洪水，百姓满意度极高，当即在 “贤才跟踪簿” 中为江澈评定为 “优异”；在军工制造部门，他详细了解了徐策主持的火器改良工作，查看了新型火器的试射效果，得知新型火器已批量装备水师并在抗倭战事中发挥作用，也将徐策的考核等级定为 “优异”；在户部，他核查了陈商负责的盐课改革工作，发现盐课收入较改革前增长五成，且账册清晰、无贪腐问题，同样评定为 “优异”。
考核结束后，杨启将考核结果上报明化帝。明化帝对江澈、徐策、陈商等人的表现极为满意，亲自召见他们，予以当面嘉奖，并下旨晋升他们的官职 —— 江澈升任工部郎中，负责全国水利工程的技术指导；徐策升任工部军工制造司主事，牵头更大规模的战船与火器改良项目；陈商升任户部郎中，负责海外贸易相关的财政核算工作。
对于部分表现平平的新科人才，明化帝也没有简单惩处，而是下旨安排他们到基层实务岗位进一步历练，跟随资深官员学习经验，积累实务能力。这种 “动态考核、能上能下” 的灵活机制，既激励了新科人才潜心实务、积极作为，也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一步巩固了改革成果。
然而，改革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在科举改革成效日益凸显的同时，守旧势力的阻挠也并未完全消失。部分顽固的前朝老臣，始终无法接受科举制度的变革，认为实学科举 “败坏了祖宗家法”，让 “杂途之人” 进入朝堂，玷污了文官集团的 “正统性”。他们对新科人才的崛起充满嫉妒与不满，暗中对新科人才进行打压。
在江南，有守旧官员故意刁难江澈，以 “工程经费超支” 为由，迟迟不拨付后续治水款项，试图阻碍水利工程的推进；在军工制造部门，有老臣暗中散布徐策 “勾结海外势力、窃取国家技术” 的谣言，企图动摇明化帝对徐策的信任；在户部，也有保守派官员处处排挤陈商，拒绝配合他开展盐课改革相关工作。这些暗中的打压行为，不仅影响了新科人才的工作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务推进。
都察院左都御史虞谦，以 “铁面无私、敢言直谏” 闻名，他很快察觉了这些异常情况。得知守旧官员暗中打压新科人才后，虞谦怒不可遏，当即下令展开全面调查。他调派得力御史，深入各地、各部门，收集守旧官员刁难新科人才、阻挠实务推进的证据。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终于查实了多名守旧官员的违规行为。虞谦随即向明化帝上奏，弹劾了这些官员，并附上了详细的证据。明化帝得知后，当即下旨将涉案官员全部革职查办，依法惩处。这一举措，进一步肃清了改革障碍，保障了实学人才的发展空间，让守旧势力不敢再轻易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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