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阳王徽和中书舍人郑俨等人互相勾结，表面上看起来温柔谨慎，实际上心胸狭隘、嫉妒心强，赏罚全凭自己心情，北魏的朝政因此越来越混乱。
戊申日，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众人弃城逃到定州。
乙丑日，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去讨伐汾州造反的胡人。
六月，北魏投降的蜀人陈双炽聚众造反，自称始建王。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人薛修义单人匹马到陈双炽的营垒下，跟他讲清利害关系，陈双炽就投降了。朝廷下诏任命薛修义为龙门镇将。
丙子日，北魏把义阳王元略改封为东平王，不久后，又升任他为大将军、尚书令。元略很受胡太后信任，地位和城阳王徽差不多。但因为徐纥、郑俨掌权，元略也不敢违抗他们。
杜洛周派都督王曹纥真等人带兵抢掠蓟南。秋天，七月，丙午日，行台常景派都督于荣等人在栗园攻击他们，大获全胜，斩杀了王曹纥真以及三千多名士兵。杜洛周率领众人向南前往范阳，常景和于荣等人又打败了他。
【内核解读】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的历史，是北魏乱局的“加速恶化期”与梁朝“观望消耗期”的交织。这一时期，北魏的内斗从宫廷延伸至战场，叛乱势力此起彼伏；梁朝则在宗室荒诞与外交试探中错失机遇，南北政权的颓势与挣扎，共同勾勒出乱世的残酷底色。
北魏的“内耗至死”：权力斗争压垮平叛希望
--城阳王徽的“构陷政治”：朝堂与战场的双重破坏。
城阳王徽凭借胡太后的信任，将权力斗争置于平叛大局之上：因私怨诋毁广阳王深“心不可测”，导致深被迫放弃北方兵权；在深重掌军权后，又诬陷其“将有异志”，迫使太后密令章武王融、裴衍监视深，最终让深“事无大小不敢自决”。这种“以私怨毁公义”的操作，不仅瓦解了军队指挥体系，更寒了前线将士之心——深在奏疏中痛陈：“有勋劳者皆见排抑，有言臣善者视之如仇雠”，道出了北魏官场“贤愚颠倒”的病态。
徽与郑俨、徐纥“更相阿党”，将赏罚变为私器，彻底摧毁了北魏的行政公信力。当“构陷”成为权力常态，“忠诚”便成了高危品质，整个统治集团陷入“互害模式”，平叛自然沦为空谈。鲜于修礼在定州起事、朔州城民反叛、敕勒斛律洛阳响应，这些叛乱的蔓延，本质上是北魏“自毁长城”的必然结果。
--长孙稚与元琛的“私斗误国”：军事体系的彻底崩塌。
长孙稚与元琛因“淮南旧怨”在平叛中互相掣肘：稚不欲战，琛强行进军；鲜于修礼在五鹿邀击稚时，琛竟坐视不救，导致魏军大败。这种“宁可败于贼，不可利于同僚”的心态，暴露了北魏将领的集体堕落。朝廷对二人“并坐除名”的惩戒，看似公正，却无法改变“将领私斗高于国家利益”的现实。
更致命的是，北魏军队已丧失基本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李琚与杜洛周战于蓟北败没，崔秉弃燕州奔定州，将领或怯懦避战，或望风而逃。唯一的亮点是常景在栗园大破杜洛周，但这种局部胜利无法扭转“叛乱愈剿愈多”的整体颓势——当军事体系被内斗腐蚀，再多的胜仗也只是苟延残喘。
梁朝的“无为消耗”：外交试探与宗室乱政的双重迷失
--元略北返：一场“礼仪大于实质”的外交秀。
梁武帝以“备礼遣还”的方式送元略归魏，看似彰显“正统气度”，实则是一场徒劳的外交试探。北魏虽对元略“宠赠甚厚”，拜为侍中、尚书令，但实权仍掌握在徐纥、郑俨手中，元略“亦不敢违”，根本无法成为梁朝在北魏的“代理人”。这场交易中，梁朝损失了江革、祖暅之等人才，却未获得任何实际利益，暴露了梁武帝“重虚名轻实利”的外交短板。
元略在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丧”的表现，与其归魏后的“屈从徐郑”形成对比，既反映出北人对故土的执念，也证明梁朝对北方士民的吸引力有限。南北对峙的关键从来不是“正统名分”，而是实力与治理能力，梁武帝显然未能参透这一点。
--宗室荒诞的延续：制度缺陷的致命发酵。
与北魏的“权臣乱政”不同，梁朝的内耗体现在宗室的持续失控。尽管邵陵王萧纶已被免官，但史料中“北伐众军解严”的记载，暗示梁朝因内部混乱放弃了趁北魏内乱北伐的可能。梁武帝对宗室的纵容（如之前对萧纶的轻罚），形成了“犯错成本极低”的恶性循环，导致权贵阶层普遍缺乏责任感——临川王宏卒于此时，这位曾“畏敌弃甲”的宗室重臣的离世，竟未在史料中留下任何波澜，反衬出梁朝统治阶层的麻木。
乱世中的“微光与伏笔”：个体选择与势力洗牌
--薛修义的“攻心之策”：乱世生存的另类智慧。
北魏别将薛修义“轻骑诣陈双炽垒下，晓以利害”，兵不血刃劝降反蜀势力，展现出比单纯军事镇压更高效的平叛思路。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与于谨劝降铁勒、常景击败杜洛周的战术，共同构成了乱世中“智胜”的稀缺样本。可惜的是，北魏朝廷未能将这种智慧上升为制度性策略，反而沉溺于内斗，让个体的闪光被整体的黑暗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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