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四五年的春天，社区医院的走廊里飘着消毒水味，混着老年人的药味，像块发潮的肥皂，黏在人的鼻子上，呛得人想咳嗽。林卫东坐在长椅上，背挺得不太直，像被霜压弯的芦苇，手里攥着张体检单，纸页边缘被他捏得发皱，上面“前列腺增生”几个字，像爬在纸上的黑虫子，看得他眼睛发花。
“医生说了，没啥大事，就是年纪大了，零件有点磨损，以后多注意休息，少熬夜。”苏晓棠坐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医生开的药，药盒是白色的，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像一群蚂蚁。她说话时嘴角带着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晒干的橘子皮，可林卫东看见，她转身去接热水时，偷偷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袖口沾着点药粉，是刚才拿药时蹭上的。
回家的路走得慢，他们住的小区是老小区，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墙皮掉了一块又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像老人豁开的牙床。林卫东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上挪，膝盖“咯吱咯吱”响，像生了锈的合页。苏晓棠在后面托着他的胳膊，手劲不大，却很稳，像当年他下岗时，她攥着他的手说“别怕”那样。
“以后分床睡吧，”进了家门，苏晓棠突然说，声音有点轻，像风吹过窗纱，“我在客房摆张藤摇椅，晚上摇着就能睡，你也能休息好。”林卫东没说话，看着客厅墙上的金婚照——照片里的他们穿着红衣服，苏晓棠的头发染黑了，脸上涂着淡淡的胭脂，像当年在图书馆顶楼那样，眼睛里亮闪闪的；他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可眼角的皱纹藏不住，像刻在脸上的沟。
客房的藤摇椅是念棠买的，藤条是深棕色的，带着点木头的香味。苏晓棠在摇椅旁摆了个小桌子，上面放着她织了一半的毛衣——是给刚满月的重孙女织的，线是粉色的，像当年她大学时穿的连衣裙颜色。夜里，林卫东起来喝水，路过客房门口，看见门缝里漏出点灯光，苏晓棠坐在摇椅上，怀里抱着他的枕头，头靠在枕头上，像个孩子。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背上，她的背有点驼，像截枯木，可手里还轻轻拍着枕头，像哄小时候的念棠睡觉。
枕头是他用了几十年的，枕套洗得发白，上面沾着他的汗味、阳光味，还有点淡淡的烟草味——年轻时他抽过几年烟，后来苏晓棠说“对身体不好”，他就戒了，可枕头上的味道，像刻在了里面，洗不掉。林卫东站在门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涩得慌，他想推开门，却又怕打扰她，只能轻轻转身，回了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是当年装修时留下的，像条细长的蛇，从墙角爬到灯绳底下，爬了几十年，也没爬走。
金婚典礼那天，念棠带着一家人回来，租了个小饭馆的包间，墙上挂着红绸子，上面写着“金婚快乐”，字是重孙女写的，歪歪扭扭的，像刚学走路的孩子画的画。桌子上摆着个蛋糕，上面插着五十根蜡烛，火苗跳动着，像一群小虫子，在蛋糕上爬来爬去。
“爷爷奶奶，亲一个！”重孙女拍着手喊，声音脆生生的，像刚摘的樱桃。林卫东笑着，伸手捧起苏晓棠的脸，她的皮肤像风化的宣纸，薄薄的，一捏就能碎，脸上的皱纹里还沾着点蛋糕屑，像撒了把碎糖。他凑过去，亲了亲她的嘴唇，她的假牙硌得他的嘴唇生疼，却不敢松——怕一松手，这五十年的岁月就散了。
掌声响起来，念棠拿着手机拍照，闪光灯“咔嚓咔嚓”的，像打雷。林卫东看着苏晓棠的眼睛，她的眼睛有点花了，却还是亮闪闪的，像当年在图书馆顶楼，她蹲在地上捡银杏叶时那样。突然，他想起一九九〇年的那个雨夜，蚊帐外的蚊香飘着苦艾味，她的锁骨上落着月光，像道银线；想起一九九五年的冬天，她抱着念棠，坐在筒子楼的炕沿上，棉袄上沾着奶渍；想起二〇〇五年的暴雨夜，她蜷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布娃娃，电视里重播着他们的结婚录像；想起二〇一五年的青岛悬崖边，她的白发在海风里飘着，像月光织的线。
原来“亢龙有悔”不是悔恨，不是后悔年轻时的冲动，不是后悔中年时的动摇，是终于懂得：所有的欲望都会像潮水一样退去，所有的激情都会像银杏叶一样变黄，唯有这具陪你一起衰老的身体，这双陪你一起走过风雨的手，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像老家田埂上的两棵玉米，一起发芽，一起长高，一起结穗，一起在秋风里弯腰，根连着根，一辈子都分不开。
散场后，林卫东扶着苏晓棠去江边散步。江风有点凉，掀起她的银发，像片即将归根的银杏叶。他们走得很慢，苏晓棠的脚步越来越沉，每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歇会儿吧，”林卫东扶她坐在江边的长椅上，长椅是水泥的，有点凉，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她的屁股底下，“别着凉了。”
江面上飘着几艘渔船，渔火亮着，像天上的星星，在黑夜里划出金色的涟漪。苏晓棠靠在林卫东的肩膀上，声音有点哑：“卫东，还记得那年图书馆的银杏叶吗？你说，等它长高了，我们就毕业，结果它长得比教学楼还高，我们也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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