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秋，胶东半岛的雨下得格外绵密。东山脚下的和庄村被一层薄雾裹着，青石板路缝里钻出的青苔吸足了水汽，踩上去能溅起细碎的水花。郭生背着半旧的书箧，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歇脚时，裤脚已经湿了大半，贴在小腿上凉得发僵。
书箧里裹着他仅有的家当：一本泛黄的《论语集注》，两支狼毫笔，一方裂了细纹的端砚，还有妻子连夜缝的棉布袜。他本是县城里的秀才，去年秋闱落第后，馆主嫌他授课沉闷，便寻了由头辞了他。如今能在和庄谋个设帐的差事，全靠远房表舅搭桥——庄里的乡绅们念着族中子弟该识些字，又听说他是正经秀才出身，便凑了束修请他来。
“郭先生，这边走！”村口的王老汉撑着油纸伞迎上来，伞骨是竹制的，边缘磨得发亮。他嗓门洪亮，震得伞面上的雨珠簌簌往下掉，“书室早收拾妥当了，就在庄东头的老院，离各家都近，孩子们上学方便。”
郭生跟着王老汉往庄里走，青石板路蜿蜒着穿过一片片菜园。白菜刚卷心，叶子上沾着泥点；萝卜缨子绿油油的，从竹篱笆缝里探出来。偶尔能看见农妇挎着竹篮从屋里出来，见了王老汉便停下打招呼，目光落在郭生身上时，带着几分好奇。和庄不大，拢共三十来户人家，多是王姓同族，外来的先生自然成了新鲜事。
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便到了那处老院。院墙是用碎石垒的，墙头爬着拉拉秧，叶子上的倒刺勾住了郭生的衣角。院门是两扇旧木门，漆皮早已剥落，门楣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红纸褪成了淡粉色，字迹也模糊不清。推开院门时，门轴“吱呀”响了一声，像是老人咳嗽。
院里有棵老枣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叶子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垂着。树下摆着一张石桌，四条石凳，石桌上还留着孩子们刻的歪歪扭扭的“王”字。书室就在院子北屋，三间青砖瓦房，窗户糊着毛边纸，纸缝里塞着稻草，想来是为了挡风。
“先生您看，这北屋三间，东边这间当书室，西边两间您住，都拾掇干净了。”王老汉推开东屋的门，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阳光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摆着六张矮桌，每张桌子配着一条长凳，都是新打的，木头茬子还没磨平。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孔子像，是村里画匠画的，颜色有些发暗，但眉眼间还算庄重。
郭生点点头，心里算是踏实了些。他放下书箧，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就是院子的南墙。墙根下搭着个简陋的棚子，棚子上盖着茅草，隐约能看见里面堆着些干草，还有一股淡淡的牛粪味飘过来。
“那是庄里的牛栏，”王老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挠了挠头，“原先在村西头，去年冬天雪大压塌了棚子，就挪到这儿了。您放心，就一头老黄牛，温顺得很，不吵人。”
郭生“嗯”了一声，没再多说。他知道乡村里的条件有限，能有间遮风挡雨的书室，已经算是不错了。只是那牛栏离书室太近，气味怕是难免，不过想着忍忍也就过去了，毕竟束修给得还算丰厚，足够养活远在县城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第二日天刚亮，郭生就起了床。他推开房门，院里的雨已经停了，老枣树上的水珠顺着叶子往下滴，砸在石桌上发出“嗒嗒”的声响。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清香，比县城里的煤烟味好闻多了。他打了桶井水，洗漱完毕，便坐在石桌旁翻看《论语》，等着孩子们来上课。
辰时刚过，就听见院门外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郭生抬头看去，只见六个半大的孩子跟着两个妇人走了进来。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棉袄，有的拖着鼻涕，有的手里还攥着半个红薯，见了郭生，都怯生生地停下脚步，躲在妇人身后。
“这是郭先生，往后你们就跟着先生读书识字，可得听话。”一个穿蓝布衫的妇人拉着身边的孩子往前推了推，那孩子约莫七八岁，留着锅盖头，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郭生，手里的红薯还在往下滴糖水。
另一个妇人则对着郭生拱手道：“先生，这几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进馆，不懂规矩，您多担待。要是顽劣了，您该罚就罚，别客气。”
郭生站起身，笑着点点头：“诸位放心，我会好好教孩子们的。”
妇人们又叮嘱了几句，才转身离开。孩子们看着郭生，还是有些拘谨，你推我搡地不肯往前走。郭生见状，从书箧里拿出几块糖——那是妻子特意给他装的，让他哄孩子用的——分给孩子们，“都别站着了，进屋上课吧。”
有了糖的诱惑，孩子们顿时放松了些，跟着郭生进了书室。郭生让他们按年龄大小坐下，最大的孩子叫王福，已经十岁了，个子比其他孩子高出一截，据说是家里想让他认些字，将来能去县城的杂货铺当伙计；最小的叫王小丫，才六岁，是庄里唯一的女孩，她娘说“女孩子也该识几个字，免得将来被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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