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末年的山西，黄土高原上的风总带着股呛人的土腥味，刮过光秃秃的山梁时，像极了饿肚子的人发出的呜咽。仇仲站在自家院门口，望着天边滚过来的乌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前几日邻村刚被流寇洗劫过，男丁要么被杀，要么被掳走当苦力，留下的妇孺哭天抢地，那动静隔着十几里地都能听见。
他家里不算殷实，几亩薄田，两间土坯房，却也算安稳。妻子邵氏是续弦，性子柔得像门前的柳枝，却比柳枝韧，带着两个小儿子福儿和禄儿过活，大的福儿才七岁，小的禄儿刚会跑。仇仲摸了摸福儿的头，又捏了捏禄儿软乎乎的脸蛋，嘱咐邵氏：“我去镇上买袋粮，要是过了晌午没回来，你就把院门关紧，别管外头啥动静都别开。”
邵氏点点头，把缝了一半的布衫往腰里一系，替他理了理衣襟：“路上当心，早去早回，俩孩子还等着吃你买的糖糕呢。”
仇仲应着，扛着空布袋往镇上走。哪成想，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三日后，同村去镇上寻亲的老人才带回消息：仇仲遇上了流寇，跟一群青壮一起被绑走了，说是要拉去当挑夫，走慢了就用鞭子抽，有几个想跑的，当场就被砍了脑袋。邵氏听见这话时，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人直挺挺地往下倒，亏得邻居扶得快才没摔着。她没哭出声，就睁着眼坐在炕沿上，盯着仇仲平时睡的那半边炕，盯到天黑，才颤巍巍地摸过两个孩子，把他们搂在怀里，哑着嗓子说：“爹去远地方干活了，娘陪着你们。”
日子就这么熬着。邵氏一个妇道人家，要种那几亩地，要给人缝补浆洗换口吃的，还要照看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好在仇仲留下的那点家业够勉强糊口，福儿懂事，才十岁就跟着邻居学耕地，禄儿怯生生的，总跟在娘身后，手里攥着娘的衣角，像只受惊的小雀。
可天不遂人愿。连着三年，山西大旱，地里的庄稼要么旱死，要么被蝗虫啃得只剩光杆。镇上的粮价翻着番地涨，邵氏缝补一件衣裳才赚两个铜板，买不了半把米。更难熬的是村里的豪强，见她家没了男人，就想着占便宜——张家说她家的地占了他家的地界，李家说仇仲活着时借过他两斗粮，天天上门吵闹，今天牵走一只鸡，明天扛走一捆柴，邵氏拦不住，只能抱着孩子哭，哭完了还得爬起来，去山上挖野菜，去河边捞鱼虾，勉强让孩子不至于饿肚子。
仇仲有个叔叔叫仇尚廉，是个精于算计的主儿，见邵氏年轻，家里又实在难，就动了歪心思——他想让邵氏改嫁，自己好从中捞笔彩礼。头一回上门说这事时，邵氏正在给禄儿补破了的鞋子，听见这话，手里的锥子“扎”地戳在手指上，血珠渗出来，她却像没知觉似的，抬头看着仇尚廉，眼神硬得像石头：“叔叔，我是仇仲的媳妇，他一日不回，我就一日守着这个家，守着两个孩子，改嫁的事，您别再提了。”
仇尚廉碰了一鼻子灰，心里不痛快，却没放弃。他暗地里找了邻村的大姓王家，王家老爷死了老婆，想找个能操持家务的继室，仇尚廉就瞒着邵氏，跟王家立了字据，说邵氏愿意改嫁，只等选个日子就抬人。这事做得隐秘，村里没几个人知道。
偏巧村里有个叫魏名的，跟仇仲家早有过节——早年仇仲活着时，魏名想占仇仲家的一块菜地，仇仲没让，两人就结了梁子。魏名是个爱搬弄是非的主儿，见邵氏守寡，就编了些难听的闲话，说邵氏耐不住寂寞，跟村里的谁谁有染，还添油加醋地往王家那边传。王家老爷是个体面人，最看重名声，听见这些闲话，气得把仇尚廉骂了一顿，说他骗婚，改嫁的事就这么黄了。
日子一长，仇尚廉的阴谋、魏名的闲话，慢慢都传到了邵氏耳朵里。她本就身子弱，被这些糟心事一熬，心口像堵了块石头，白天干活时动不动就走神，夜里躺在炕上，眼泪顺着眼角往枕头上流，流着流着就睡着了，梦里全是仇仲回来的样子，可一醒，还是空荡荡的屋子，还是两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没过多久，她的手脚开始发麻，后来连站都站不稳，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全靠福儿照顾。
那年福儿刚十六岁，看着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家里连个缝补衣裳的人都没有，心里急得慌，就跟邵氏商量，想早点娶个媳妇，让媳妇帮着照看家里。邵氏叹了口气，她知道儿子委屈，这么小的年纪就要担起家里的担子，只能点了头：“你看着办吧，找个本分、能干活的就行。”
福儿娶的是邻村姜秀才的女儿，叫姜氏。姜氏生得清秀，手脚却麻利，刚嫁过来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给邵氏擦身、喂药，然后去灶房做饭，白天要么去地里干活，要么在家缝补，晚上还得陪着邵氏说话，宽慰她的心。有了姜氏帮衬，家里的日子慢慢有了起色，能吃上饱饭了，邵氏还让禄儿去村里的私塾读书，说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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