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外卖员，叫张明。三十七岁，离异，无子，住在城市最西边的旧公寓里。这行干了五年，每天从早上十点到凌晨两点，风雨无阻。我的电瓶车是二手货，跑起来吱呀作响，像老人的骨头。
日子是灰色的。我见过深夜醉酒哭泣的白领，见过隔着门缝接餐的单亲妈妈，也见过灯火通明却寂静无声的豪宅。但今晚的订单，有些不一样。
手机屏幕亮起时，是凌晨一点十七分。
“您有新订单：桂花巷44号4楼404室。备注：请走楼梯，电梯坏了。别敲错门。货到付款。”
我盯着那串数字，心里莫名发毛。四十四号，四楼，四零四。全是四。这座城市的人迷信，带四的门牌号通常会被跳过或改掉，但这个地址却固执地保留着所有“四”。
桂花巷我知道，在老城区，一排解放前建的红砖楼，大部分住户都搬走了，等着政府拆迁。路灯坏了好几盏，夜里黑得厉害。
我骑上车出发。风很冷，吹得脸生疼。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车灯切开黑暗。二十分钟后，我拐进桂花巷。巷子比记忆中更破败，两边的梧桐树秃了枝丫，在风中像鬼爪一样摇晃。
44号是巷子最深处那栋。六层的老楼，外墙剥落，露出暗红色的砖。没有一扇窗户亮灯，整栋楼像一具巨大的黑色棺材，蹲在夜色里。
我停好车，取下保温箱里的餐盒——一碗皮蛋瘦肉粥，一笼小笼包。塑料餐盒在我手里轻飘飘的，没什么温度。我抬头看楼，四楼某个窗户的位置，一片漆黑。
楼道门虚掩着，吱呀一声推开。里面是浓郁的霉味和灰尘气。声控灯坏了，我打开手机手电筒。昏黄的光圈在墙壁上晃动，照出斑驳的绿漆和密密麻麻的小广告。
楼梯是水泥的，边缘磨损得厉害。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听起来像有另一个人跟在我后面。我停下，那声音也停下。我继续走，它继续跟。
到三楼时，我后背已经湿了。空气越来越冷，不是冬天的冷，是那种渗进骨子里的阴冷。我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四十三分。信号格空了。
四楼的楼道比下面更破旧。墙壁上有一大片水渍，形状像个人蜷缩着。404室在走廊尽头，深绿色的铁门，漆皮剥落，露出锈迹。门牌号歪斜地钉在门上，4字缺了一角。
我走到门前，抬手想敲门，手却僵在半空。
门缝下有光。
很暗，昏黄色的，像是老式灯泡的光，从门底漏出来一条细线。我屏住呼吸，侧耳听。里面很静，但隐约有声音——像是有人在缓慢地踱步，鞋底摩擦水泥地，沙，沙，沙。
“外卖。”我喊了一声，声音发干。
里面的脚步声停了。几秒钟后，门后传来锁舌转动的声音，很慢，很涩，像很久没上油。
门开了十公分左右的缝。一张脸出现在门缝后。
是个老太太。很老，脸上皮肤像揉皱的纸，眼窝深陷，眼睛却异常明亮。她穿着深蓝色的对襟褂子。屋里透出的光映在她脸上，黄得诡异。
“我的粥？”她的声音嘶哑，像破风箱。
“嗯，皮蛋瘦肉粥和小笼包。货到付款，二十五块八。”我把餐盒递过去。
她的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手指细长，骨节突出，皮肤薄得能看见青紫色的血管。指甲很长，有些发黄。
她接过餐盒后没关门，转身往里走，门开着。“进来等着，我拿钱。”她选的是货到付钱。
我犹豫了。凌晨一点多，进一个陌生老太太的家？但如果不进去，这单可能白跑。二十五块八，够我明天一天的饭钱。
我跨过门槛。
屋子很小，一室一厅，家具都是老式的。木沙发掉了漆，八仙桌腿用砖垫着，墙上挂着一个停摆的钟，指针指着三点十七分。空气里有股怪味，像是陈年的灰尘混合着中药和某种腐败的气息。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满了报纸，泛黄发脆，日期都是几十年前的。天花板一角有深色的水渍，形状像个扭曲的人形。
老太太走进里屋。我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客厅的灯泡大概只有十五瓦，光线昏暗，所有东西都拖着长长的影子。
“您一个人住？”我搭话，想让气氛轻松点。
里屋没回应。只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翻找什么。
“这楼里其他住户都搬走了吧？”
还是没声音。
“大妈？”我往屋里走了两步，到里屋门边。门虚掩着，我推开一点缝。
里面没开灯，但靠月光能看清轮廓。一张老式架子床，蚊帐垂着，看不清里面。一个五斗橱，一个脸盆架。老太太背对着我，站在五斗橱前，一动不动。
“钱马上找到。”她突然说，声音近在咫尺。
我吓了一跳。她明明背对着我，声音却像贴着我的耳朵。
我往后退，想回客厅等着。转身时，眼角瞥见五斗橱上有什么东西。
是一个相框。黑白的，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旗袍，站在一栋楼前。那栋楼，就是这栋楼。女人笑得很温柔，但那张脸——和外面的老太太有七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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