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清醒过后，还是要面对现实。我要找的，是一个能给我十足依靠、敢坦然承认我的人，而宋龙言给不了。他是德云社的角儿，他的感情里掺杂着太多顾虑——师父的叮嘱、粉丝的期待、行业的规矩，更何况，他根本不相信爱。半个月后，我收拾好东西，递交了辞职报告。我没告诉宋龙言，只是在他演出那天，把熨烫平整的藏青大褂放在他的衣柜里，附上了他之前送我的发绳。
我走的时候，他正在后台和周九霖对词。我背着包经过他身边，他背对着我，身形顿了顿，却始终没有回头，连最后一点眼神都不肯施舍给我。我没有犹豫，推门走出了后台，走出了那个装满了我的欢喜与失望的地方。后来听以前的同事说，那天宋龙言演出时出了个小失误，一段贯口卡了壳，是周九霖及时救场才圆过去。我没敢再多问，只是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搬去了南方的小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南方的日子很平淡，我找了份文员的工作，每天朝九晚五，偶尔会在网上看到德云社的新闻，看到宋龙言越来越火，专场开遍了全国各地，和周九霖成了德云社的中坚力量。我会下意识地划过那些新闻，却还是会在深夜里，想起天桥后台的温茶，想起山顶的星空，想起他眼眸里的笑意。只是那些回忆，都像被蒙上了一层灰，再也亮不起来了。
2015年10月18日，我在办公室晕倒，被同事送到了医院。醒来时，医生拿着检查报告，语气凝重地说我的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建议我做个全面检查。那段时间，我经常忘记自己有没有吃饭，忘记早上有没有锁门，甚至会忘记同事的名字。我开始随身携带笔记本，把重要的事情都记下来，可就算这样，还是会频繁失忆。我不敢告诉家人，只能一个人扛着，每天按时吃药，定期去医院复查，可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
我不知道一年后，宋龙言为什么会找到我。那天我刚从医院出来，正站在路边等车，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拦住了我。他身形挺拔，眉眼熟悉，可我却想不起来他是谁。我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问他：“你是谁？我们认识吗？”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震惊，有心疼，还有些我读不懂的情绪，他张了张嘴，声音沙哑：“我是宋龙言，我找了你很久。”宋龙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我皱着眉努力回想，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只觉得心里隐隐有些酸涩。
他带我去了最好的医院，请了权威的神经科专家。专家拿着报告单，对着宋龙言摇了摇头，语气里满是遗憾：“是阿尔兹海默症，遗传因素导致的，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尽量延缓病情发展。”我坐在旁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知道自己好像得了很严重的病。宋龙言一向能言善辩，在台上对答如流，此刻却沉默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坐在我身边，轻轻拉住我的手，力道越来越紧，仿佛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过了很久，他才将我抱进怀里，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易碎的珍宝，拍拍我的后背，温声道：“会没事的，我陪着你。”
从那天起，宋龙言就留在了南方。他推掉了所有的商演和专场，只偶尔通过视频和周九霖对词、排练，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照顾我。他学着按照医生的嘱咐给我做地中海饮食，每天陪我散步、晒太阳，教我认简单的字、背简短的诗。他知道我喜欢花，就在阳台种满了月季和茉莉，每天摘一朵放在我的床头。我还是会经常失忆，有时候会把他当成陌生人，对着他大喊大叫，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刚吃过饭，缠着他要吃的，他从来没有不耐烦过，总是耐心地安抚我，一遍遍地告诉我“我是龙言，是你的爱人”。
他怕我走丢，给我做了带有他联系方式的手环，缝在我所有的衣服上，去哪里都带着我。他带我回北京，去以前的天桥艺术中心，后台的师兄弟们都很照顾我，郭德纲先生也特意嘱咐厨房给我做软和的饭菜，师娘给我织了厚厚的毛衣。我看着熟悉的环境，心里有些莫名的亲切，却还是想不起来以前的事。宋龙言牵着我的手，在后台慢慢走，指着一件件东西给我讲：“这是你以前整理大褂的柜子，这是你给我沏茶的杯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偷偷说话的角落。”他讲得很仔细，眼里满是温柔，我虽然记不起来，却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有一次，德云社小园子有演出，他带我去了。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穿着大褂的演员说学逗唱，我突然笑了。宋龙言问我怎么了，我说：“他们说得好有意思，我好像以前也经常听。”他握着我的手，眼里泛起了泪光：“以后我唱给你听，每天都唱。”那天演出结束后，他拉着我上台，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给我唱了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他的声音清亮，韵味十足，我靠在他身边，虽然听不懂歌词，却觉得很安心。
病情发展得比预想中更快。我开始忘记自己的名字，忘记宋龙言是谁，甚至会混淆白天和黑夜。有时候我会对着阳台的花发呆，不知道那是他亲手种的；有时候我会拿着他的大褂，问他这是谁的衣服；有时候我会在夜里惊醒，害怕地哭起来，他总会第一时间抱住我，哼着太平歌词哄我入睡。他为我准备了一个“宝贝盒子”，里面放着我们的照片、我以前的笔记本、他送我的发绳，每次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就会拿出盒子，和我一起翻看，告诉我那些属于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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