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的春天，北京南城的胡同里还飘着煤炉的余温，我家搬进来的那天，院门口的老槐树刚抽出嫩黄的芽。五岁的我攥着妈妈的衣角，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青砖灰瓦的院子，隔壁门帘一动，走出来个穿藏青色校服的男孩。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眉眼清俊，手里还攥着块磨得发亮的竹板，见了我们，礼貌地停下脚步，嘴角弯起浅淡的弧度：“阿姨好，我是闫龙康，住隔壁。”
那时候的闫龙康七岁，已经跟着师父学了半年相声。我后来才知道，每天清晨我被鸟鸣吵醒时，他早已在胡同口的空地上练绕口令，竹板声“哒哒”地敲碎晨雾；傍晚我趴在院门槛上等着吃饭时，他总在自己房间里背贯口，声音温润，像浸了温水的玉。可那时候我不懂这些，只知道这个隔壁哥哥脾气好，会陪我玩那些幼稚的游戏。
妈妈总跟闫龙康的妈妈说“麻烦你家孩子多照看禾禾”，闫龙康便真的把照看我当成了事。我喜欢蹲在他家门口看他练竹板，他练累了，就会从口袋里摸出块水果糖塞给我，指尖带着竹板的清冽气息。我拼音学不好，他就拿着拼音卡片，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我读，耐着性子纠正我含糊的发音，语气比学校的老师还温柔。有次我把卡片弄混了，急得快哭了，他却笑着揉了揉我的头：“不急，禾禾慢慢来，哥哥等你。”
他的房间是我童年最爱的秘密基地。书架上摆着厚厚的相声脚本和古籍，桌角堆着练功用的快板、折扇，最让我着迷的是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永远装满了我爱吃的零食，橘子糖、山楂片、奶糕，都是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他说演出结束后师父会给零花钱，攒着攒着就想给我买些吃的。有一回我嘴馋，把抽屉里的奶糕全吃了，他回来发现后，只笑着说“没事，明天再给禾禾买”，丝毫没提自己本来打算留着当练活后的加餐。
春天的时候，他会带我去陶然亭放风筝。他扎风筝的手艺是跟师哥学的，竹骨削得细细的，糊上彩纸，画上简单的图案，就是最特别的风筝。放风筝时，他会让我攥着线轴，自己在后面扶着我，等风起来了，慢慢放线，看着风筝越飞越高，他会笑着问我：“禾禾你看，像不像哥哥在台上被观众叫好时的心情？”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只觉得风里都是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
夏天的傍晚最是惬意。胡同里的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出来乘凉，闫龙康会给大家说几段简单的相声小段，竹板一敲，声音清亮，引得满胡同的人拍手叫好。我总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手里拿着他给我买的草莓，一口一个，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流。他表演完，总会第一时间转头看我，用干净的手帕擦去我嘴角的污渍，眼神温柔得能盛下整个夏夜的星光。那时候的草莓很贵，他却总买最新鲜的，说“禾禾爱吃，再贵也值”。
我上小学后，闫龙康的演出渐渐多了起来，有时候要去外地跑小剧场，好几天见不到人。我就天天蹲在他家门口等，把自己画的画塞在门把手上。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准是先去找我，哪怕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也会陪我坐一会儿，讲外面的趣事，给我带当地的小礼物。有次他从天津回来，给我带了个泥人张的小娃娃，还特意跟我说：“这是按你的样子捏的，你看像不像？”我抱着小娃娃，开心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日子在竹板声、笑声和草莓的甜香里慢慢过，我从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闫龙康也从青涩的少年变成了德云社小有名气的相声演员。他的台风沉稳，贯口扎实，台上的他妙语连珠，逗得观众满堂喝彩，可在我面前，他依旧是那个会温柔陪我说话、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的闫龙康哥哥。
中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疯跑到他家，他正在对着镜子练《报菜名》，身上穿着熨得平整的蓝色大褂。“龙康哥哥！我考上你的学校了！”我举着通知书，声音里满是雀跃。他停下动作，转过身，眼里瞬间漾起笑意，走过来接过通知书看了看，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里满是欣慰：“我们禾禾真厉害，以后就能一起回家了。”
重高的课业紧张，可每天放学等闫龙康一起回家，成了我最期待的事。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放学时间比我晚，我就站在教学楼门口的梧桐树下等他，看着他和一群男生说说笑笑地走出来。他的好兄弟都是德云社的师兄弟，大多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个个都认识我，见了我就打趣：“龙康，你家小尾巴又来了。”
有一次深秋，我抱着一摞作业本等他，风刮得树叶哗哗响，我冻得缩了缩脖子。他的师哥郭麒麟先看见了我，笑着朝闫龙康喊：“闫龙康，你家妹妹又来了，快去吧，别冻着人家小丫头。”周围的男生都哄笑起来，我脸颊发烫，沉默地盯着闫龙康，心跳得飞快，既期待又紧张。他没有否认，只是笑着推开身边的师兄弟，快步朝我走来，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顺手接过我怀里的作业本，声音温柔：“怎么不等我给你发消息就来了？走吧，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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