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厅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省会宾馆三楼会议室。
清晨七点四十五分，阳光斜切过厚重的窗帘缝隙，在深褐色地毯上划出一道锐利的光痕。
苏霓推开会议室侧门时，脚步很轻，却像一把刀，无声地割开了原本沉闷的空气。
她穿着一件藏青色收腰西装裙，发尾微卷，垂在肩头，没有过多修饰，但那种由内而外的气场，让本该不起眼的身影显得格外清晰。
工作人员引她入座——最后一排，靠墙角落，连名牌都没贴。
“特邀观察员”，四个字写得客气，位置却说明一切：你来听，别说话。
前排陆续落座的是各厅局代表、法学院教授、技术专家。
主持开场的是办公厅副主任，照本宣科念着《关于规范新型电子证据采集与使用的指导意见（草案）》的背景意义，全程避而不谈“公众自主举证权”五个字。
接着几位地方代表轮流汇报。
某市司法局长语气笃定：“我们已成功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对群体性录证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他顿了顿，嘴角微扬，“上周就妥善处置了一起村民集体拍摄执法过程事件，未造成不良影响。”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记录，仿佛这是一份值得嘉奖的成绩单。
苏霓一直低着头，笔尖在笔记本上快速滑动，字迹工整得近乎冷酷。
她的脑海里正回放着陆承安那天在会上说的话：“法律的意义，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在孤立无援时仍有途径说出真相。”
而现在，他们称之为“遏制”。
她忽然抬起了头。
目光如刃，扫过主席台。
“请问。”她的声音不高，却清亮得像一记钟鸣，瞬间压下了所有杂音，“所谓‘遏制’，是指解决了问题，还是阻止了问题被看见？”
全场骤然寂静。
有人转头看她，眼神惊愕；有人低头翻文件，假装没听见；主持人连忙笑着打圆场：“这位同志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啊，咱们今天主要讨论技术标准……”
话未说完，台下三位年轻成员却已悄悄翻开手中的资料——正是苏霓三天前提交的《公众证据赋权与制度衔接建议稿》复印件。
纸张边缘还有折痕，显然已被反复阅读。
没有人知道这份草案是怎么流出去的，只知道它像一颗种子，悄然落在了最该生根的地方。
而苏霓，依旧端坐后排，神色平静，仿佛刚才那一问只是寻常探讨。
可只有陆承安注意到，她右手无名指轻轻摩挲了一下钢笔帽——那是她准备出击前的习惯动作。
会议继续推进，议题转向数据存证的技术门槛。
一位技术官员强调：“必须由专业机构背书，否则真实性无法保障。”
苏霓再次开口，这次语调更缓，却字字如钉：“那请问，当一个母亲用手机录下孩子被幼儿园体罚的画面时，您是要她先考取‘影像公证员资格证’，还是允许她先把视频交给警方？”
这一次，没人敢轻易打断。
角落里，许文澜坐在末位，指尖在平板上轻轻一点，一条加密信息悄然发出。
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小城南梧。
夜已深，暴雨倾盆。
许文澜接到紧急警报：强拆冲突爆发，多名居民通过“蜂巢节点”直播现场，画面中执法人员砸毁录像设备、推搡老人孩童。
然而不到半小时，当地全面断网，政府通报称“秩序平稳，未发生极端行为”。
她站在窗前，雨水拍打着玻璃，眼神却冷静得可怕。
手指轻敲桌面三下——暗流协议，启动。
数百个本地固话语音信箱被悄然注入加密视频片段。
每通电话结束后，自动播放15秒真实画面：破碎的窗户、哭泣的孩子、一只沾满泥泞的手紧握着半截断裂的手机。
第二天清晨，无数家庭在接完亲人问候后，耳边突然响起这段陌生又真实的录音。
疑惑、震惊、愤怒开始在邻里间蔓延。
舆情，如野火燎原。
与此同时，赵小芸带着团队抵达南梧外围，却被层层交通管制拦住去路。
她没有硬闯，而是拨通了一个许久未联系的中学教师电话。
两小时后，一份名为《暑期社会实践通知》的信息出现在多个班级家长群：“鼓励学生记录‘我家附近的公共设施变化’，优秀作品将推荐至市教育局参评。”
半天之内，上百段视频涌入后台：某个巷口昨夜突然出现的大坑、某户人家墙上醒目的“拆”字、一段模糊却完整记录强拆车驶入的行车记录仪画面……
赵小芸将素材拼接成片，命名为《孩子们的眼睛》，仅向教育系统内部推送，附言简洁有力：
“下一代记得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教他们看什么。”
当晚八点，老张独自坐在客厅的老式电视机前，新闻联播正播报：“各地社会秩序井然，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他盯着屏幕，良久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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