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议室的长条桌上，每个常委面前都摊着一份昨天的《三秦日报》。
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在学习那篇题为《山乡巨变——来自秦巴地区农村改革的实践纪实》的系列报道。
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江春益掐灭了今天的第五支烟，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常委，他这才缓缓说道：
“这篇文章，写得很扎实。不回避问题，但更肯定了方向，尤其是‘结果导向’这个提法，值得琢磨。”
他端起面前的搪瓷缸喝了口茶：“秦巴地区十个县，咱们能在全省改革纵深行中被省报肯定，这是荣誉，更是镜子。照出了亮点，也照出了咱们不少地方的……差距。”
他扔下报纸：“大家都谈一谈体会吧！”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偶尔翻动纸张的窸窣声。
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清了清嗓子，先开了口：“文章我反复看了两遍。写得确实好，胜利乡的实践，尤其是李向阳同志那些‘土办法’，‘结果导向’，话糙理不糙。但……”
这个“但”字拖得有点长。
“但，是不是……有点过于突出个人了？”他稍作停顿，随后继续道，“一个结果导向的实践者——这标题，分量不轻啊。农村改革是系统工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过分聚焦，会不会……有失偏颇？”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有人接上了。
宣传部长扶了扶眼镜，语气温和却立场鲜明：
“张书记的顾虑有道理。不过我认为，卫记者这样写，恰恰抓住了要害。改革需要旗帜，需要标杆。李向阳同志在胜利乡的实践，有没有普遍意义？”
“有！看他做的事——从不起眼的鱼方子到收购站，从种菌菇到办工厂，哪一件不是摸石头过河，哪一件不是‘结果导向’？老百姓认的就是这个！”
他拿起报纸，指了指其中一段：
“‘碗里的肉多了，娃娃脸上的笑容多了，手里的活钱多了，就是最硬道理。’这话说到根子上了！咱们有些同志，一谈发展就是规划、报表、会议，可到头来，群众口袋没鼓起来，自己的肚子先鼓起来了！”
“刘部长这话我赞同。”分管乡镇企业的常委副县长直了直身子，“胜利乡的数据，我核实过。但问题是，它的经验，别的地方能不能复制？李向阳只有一个，他有胆识，还能自己垫钱搞收购！别的乡有这个条件吗？”
……
有人肯定胜利乡的探索，认为其“自下而上、市场牵引”的模式值得总结推广；有人担忧这种过度依赖个人带动的方式“可复制性不足”。
也有人尖锐指出，文章中隐晦提到的“小农经济局限性”“部分群众思想滞后”，恰恰是当前最普遍、最难啃的骨头。
待讨论声稍歇，江春益才再次开口：“道理越辩越明。胜利乡的经验，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特殊在李向阳这个人，普遍在……”
他拿起报纸，点了点那个词，“‘结果导向’这四个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我们喊了几年了？可真正把它落到行动上的，有多少？”
他再次放下报纸，脸色严肃起来：“下面，我们看一组更硬的数据。”
抬手点了点，列席会议的秘书立开始马分发材料。
很快，一份打印清晰的表格送到了每位常委面前。
“这是截止十二月二十五日，汇总的全年经济数据初稿。”江春益没看报表，却清楚地报出了一串数字：
“全县98个乡镇，工农业总产值约一点五亿，其中工业零点四亿元，农业一点一亿元。国民收入约零点八亿元。”
“不含上级补助，财政收入五百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二百五十五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百零八元。”
“乡镇企业产值约二千五百万元，增速百分之三十五。这是社队企业更名后新口径的统计。”江春益补充道，“但是，我们再看这个——”
他的手指在表格上点了点。
“胜利乡。全乡人均纯收入，突破五百元。”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
四百元！这是全地区平均水平的将近两倍！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江春益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苦笑，又像是感慨，“如果单算劳动村……人均一千五百五十元。”
“多少？！”张副书记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千五百五。”江春益重复了一遍，“接近全地区平均水平的六倍。”
这下，会议室一片哗然。
“这怎么可能？”有人质疑道，“是不是统计有误？就算有企业，有特产，这差距也太……”
“我一开始也不信。”江春益抬手压了压议论声，“让统计局和农调队的同志反复核对了三遍。劳动村户籍人口不到五百，但李向阳带动的菌菇、养殖、特产店、工厂等收入，大部分都落在了这个村。”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个更关键的数字：“但是，如果把李向阳个人及其直接关联产业的收入剔除——也就是只算普通农户从种植、养殖、务工获得的收入，劳动村的人均，依然有六百元左右。是全地区平均水平的……二点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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