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鄂豫边苏区，晨雾还未散尽，黄安高桥乡的山路间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
李先同志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正站在区委驻地的土坡上眺望。
接到特委紧急通知，中央将派重要干部经武汉辗转而来，由他负责接应，再护送至七里坪的鄂豫皖特委所在地。
这是事关苏区全局的大事，年仅22岁的李先同志不敢有丝毫懈怠，天不亮就带着两名赤卫队员守在了必经的路口。
日上三竿时，远处的山路上终于出现了两个疲惫的身影。
走在前面的人约莫二十多岁，身着长衫，戴着一副眼镜，面色虽有些憔悴，眼神却很锐利；紧随其后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身材高大，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整齐，即便风尘仆仆，也难掩一股沉稳的气度。
两人脚下的布鞋早已沾满泥浆，裤腿卷到膝盖，显然是历经了长途跋涉。
“是陈昌浩同志、张焘同志同志吧？”李先同志快步迎了上去，伸出双手。他虽年轻，却有着超乎年龄的沉稳，“我是高桥区委书记李先同志，奉命来接应二位。”
长衫男子正是陈昌浩，他握住李先同志的手，声音略带沙哑：“辛苦你了，李书记。这一路多亏了地下党的掩护，从上海到武汉，再从汉口坐船到黄安边界，绕了不少弯路。”
张焘也走上前来，目光扫过李先同志和他身后的赤卫队员，又望向周围连绵的青山，缓缓点头：“没想到鄂豫边苏区的根基这么扎实，山清水秀，民心向背一目了然啊。”他的语气平和，却自带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李先同志笑着接过两人肩上的行囊：“山里条件苦，二位先到区委歇歇脚，喝口热水。路上G民党哨卡多，你们肯定没少受委屈。”说着便引着两人往驻地走去。
区委驻地是一间简陋的土坯房，四壁用黄泥糊住，屋顶盖着茅草。李先同志让炊事员烧了热水，又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糙米饼。
陈昌浩接过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边吃边说：“一路上都是啃干粮、喝冷水，这糙米饼真是美味。”
张焘则吃得较为斯文，时不时询问苏区的生产、武装和群众基础，李先同志一一作答，从土地改革到赤卫队建设，从粮食收成到敌军布防，条理清晰，毫无怯色。
交谈间，李先得知，张焘此次肩负着中央的重任，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全面主持苏区的党政军工作；陈昌浩则担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负责青年运动和宣传工作。
两人都是中央的核心骨干，此次深入苏区，正是为了加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推动反“围剿”斗争进一步开展。
“苏区群众的热情，比我想象中还要高涨。”张焘放下手中的糙米饼，看着窗外正在练兵的赤卫队员，“但革命斗争任重道远，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虽遭重创，却并未彻底瓦解，我们还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李先点头道：“张书记说得是。前阵子桃花镇和十里铺两战告捷，红四军士气正盛，群众参军的积极性也高，就是武器弹药还比较短缺，物资供应也很紧张。”他说着，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对炊事员吩咐了几句。
原来，为了招待中央来的特使，李先同志特意让人去老乡家设法买了一只鸡。
在物资匮乏的苏区，鸡肉算得上是最珍贵的菜肴。
傍晚时分，土坯房里飘出了鸡汤的香味，三人围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旁，就着昏暗的油灯，边吃边谈。
张焘详细询问了红四军的编制、指挥员情况以及各部队的战斗力，李先同志都如实汇报，尤其提到了曾中生、徐象谦等指挥员的卓越指挥和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言语间充满敬佩。
陈昌浩感慨道：“我在上海就听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能征善战，这次亲眼看到苏区的景象，才知名不虚传。有这样的军民基础，何愁革命不能成功。”
夜色渐深，山风呼啸着掠过屋顶。
考虑到安全问题，李先同志决定第二天一早便护送两人前往七里坪。他让人在土坯房里搭了两张简易的床铺，又安排赤卫队员在屋外站岗放哨。
张焘躺在床上，却久久未能入眠，脑海中浮现出从上海出发时中央的嘱托，以及沿途看到的苏区风貌，心中既有对革命前景的憧憬，也有对未来工作的深思。
次日天未亮，李先同志便带着四名精干的赤卫队员，护送张焘和陈昌浩出发。
山路崎岖难行，两旁的山林郁郁葱葱，不时能听到鸟鸣声。
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敌军巡逻队，他们专挑偏僻的小路走。
途中，张焘不时停下脚步，询问路边劳作的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对苏区的看法。当听到农民们说“分了田地，有了活路，红军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陈昌浩则对苏区的青年工作很感兴趣，向李先同志打听少共组织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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