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就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穿上母亲特意翻新浆洗过的棉袄（虽然袖口还是接了一截），跟着父亲去给村里的长辈们磕头拜年。收获几毛压岁钱，几块硬邦邦的水果糖，几句“又长高了”的客套话。然后就是和小伙伴们汇合，挨家挨户去“扫荡”那些摆在堂屋桌子上的瓜子和花生，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王小军也混在人群里，嘻嘻哈哈，仿佛那张贴在墙上的奖状已是遥远的过去，两人又恢复了勾肩搭背、追逐打闹的状态。时间在喧腾的吃喝玩乐中，飞快地流逝，快得让人抓不住。
然而，这份属于孩童的、无忧无虑的年节喧嚣，似乎并未真正感染到父亲吴建军。他依旧沉默，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凝重。拜年回来，他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的角落里，对着那几件闲置了一冬的农具——磨得锋利的镰刀头、被手掌磨得油亮的锄把、还有那辆承载了无数重量的排车——默默地抽烟。劣质烟草辛辣的味道在清冷的空气中弥漫。他的目光越过低矮的土坯院墙，投向村外那片覆盖着薄雪、在冬日阳光下泛着灰白光晕的田野。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休憩的土地，倒像是在审视一片即将开战的疆场。
正月初五刚过，年味还未完全消散，空气中还残留着爆竹的硫磺味和油腻的饭菜香。这天傍晚，吃过简单的饭食，吴普同正蹲在灶膛前，用烧火棍拨弄着余烬里几颗烤得焦香的红薯，满足地嗅着那诱人的甜香。父亲吴建军和母亲李秀云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低声说着话。
“……真决定了？”李秀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
“嗯。”吴建军闷闷地应了一声，烟袋锅子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明明灭灭，“去年那两亩，你也看到了，行情还行。比种麦子强点。”
“话是这么说，”李秀云叹了口气，“可五亩地啊！全押在西瓜上？万一……”
“没有万一。”吴建军打断她，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开春的瓜苗钱，我跟老杜说好了，先赊着。压膜的砖头，我明天去窑场看看有没有便宜的碎砖头，自己拉回来。就是……就是得再添点家什，那点地膜不够用。”
“钱呢？”李秀云的声音低了下去，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开春买种子化肥，还有家宝开学的钱……”
“我去想办法。”吴建军把烟袋锅在鞋底上重重磕了磕，烟灰簌簌落下，“跟张有福说说，看能不能先借点，秋后还。实在不行，把圈里那两只半大的猪提前卖了。”
灶膛里，红薯皮被烤得裂开，发出“滋滋”的声响，浓郁的甜香弥漫开来。吴普同却觉得嘴里那点红薯的香甜突然变得寡淡无味。他竖起耳朵，听着父母低沉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他心上。五亩地！西瓜！赊账！借钱！卖猪！这些词组合在一起，沉甸甸的，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赌注味道。他这才明白，父亲蹲在院里抽烟时那凝重的目光意味着什么。去年那两亩西瓜带来的微薄收益，像一颗火星，点燃了父亲心中更大的野心，也把他和这个家，都推上了一条充满未知风险的窄路。
几天后，一场不大的春雪悄然而至，给尚未苏醒的田野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松软的白被。雪后初霁，天空是水洗过般的湛蓝，阳光清冷而明亮。吴普同被父亲叫出了门。
“跟我去地里看看。”吴建军扛着一把铁锨，手里还拿着一卷旧麻绳和几根削尖了的木橛子。
田野一片静谧。踩在松软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空旷的四野里显得格外清晰。冻土坚硬如铁，沉睡在薄雪之下。麦苗在雪被下蜷缩着，只露出一点点倔强的、暗淡的绿尖。寒风刮过裸露的地表，卷起细微的雪沫。
吴建军径直走向村东头那片相对平坦、去年没种冬小麦的休耕地——那就是他选定的“战场”。他放下铁锨，开始用脚步丈量。他走得很慢，很仔细，每一步都踏得很实，像是在用脚掌感受冻土下蕴藏的力量。他走到地头，弯腰把一根削尖的木橛子用力楔进冻土里，然后扯开那卷旧麻绳，绷直了，朝着地尾的方向走去。吴普同默默地跟在后面，帮父亲拉着麻绳的另一端。麻绳绷得笔直，在清冷的阳光下，像一条黑色的分界线，横亘在覆盖着薄雪的褐色冻土上。
“这儿，打一个橛子。”吴建军指着麻绳尽头的一个点。吴普同赶紧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那根削尖的木橛子用力往下砸。冻土太硬了，木橛子砸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震得他虎口发麻。吴建军走过来，接过木橛子，高高举起铁锹的木柄，用锹头背部代替锤子，一下，又一下，重重地砸在橛子顶端。
“咚！咚！咚！”
沉闷的敲击声在寂静的田野上回荡，惊起远处枯草丛中几只觅食的麻雀。木橛子一点点艰难地深入冻土，最终稳固地立在那里。吴建军把麻绳紧紧系在橛子上，又继续拉着绳子，走向下一个点。重复着丈量、打橛、系绳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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