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上旬，鄂北的风里还裹着春末的微凉，掠过枣阳城北那片被炮火翻耕过的土地时，卷起的尘土里混着刺鼻的硝烟味，早已将这份凉意撕扯得支离破碎。
收复枣阳的捷报像一缕微弱的光，刚要穿透笼罩在第五战区上空的阴霾，却被骤然集结的乌云狠狠掐灭——鄂北战场的天空，从襄阳到随县的广袤区域，转瞬便被浓黑的战云彻底吞噬。
此时的重庆，七星岗附近的《中央日报》报馆内，排字工老王正踮脚够着最高一层的铅字盘，手指在冰凉的铅字间摸索，准备将枣阳光复四个沉甸甸的字嵌入头版版面。
他袖口磨得发亮，鼻尖沾着些许油墨，嘴角还噙着一丝因这消息而起的笑意。
可油墨尚未在活字上蘸满，主编手里那份来自前线的急电已如冰锥般刺破了这片刻的期待，纸张边缘被他攥得发皱，地拍在案头时，老王的手僵在了半空。
东京大本营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木质百叶窗将阳光切割成斑驳的碎片，落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上。
他的指关节因攥紧电报而泛白，指节处的皮肤几乎要和骨头发黏。
桌案上，标注着枣阳失守第3师团攻势受阻于兴隆集的战报墨迹未干，旁边还散落着第13师团在张家集遇袭的补充报告。
他猛地抬手，青瓷茶杯带着刺耳的碎裂声砸在铺开的华中地图上，褐色的茶渍在二字周围晕开，像一滩凝固的血，顺着地图褶皱处缓缓流淌。
这位曾在军事会议上扬言一月荡平第五战区的中将，此刻额角的青筋突突跳动，像有小蛇在皮肤下游走。
他原以为，配备着九七式坦克的第3师团、携带着150毫米重炮的第13师团，足以像碾过麦秸般围歼李宗仁麾下的主力，沿襄河（汉水在襄阳段的别称）一路西进，直抵宜昌城门。
可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先是在田家集一带，被穿着单衣、扛着川造步枪的第22集团军死死缠住，那些草鞋兵抱着集束手榴弹往坦克履带下钻的悍勇，让号称的日军联队寸步难行——
有个上等兵甚至在被坦克履带碾断腿后，仍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毁了坦克的主动轮；
接着，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突然从宜城杀出，直插日军侧背，在新街一带撕开缺口，硬生生截断了第13师团的补给线，连带着炸毁了日军在孔湾的弹药囤积点；
最终，第五战区全线反击，日军被迫从枣阳外围后撤三十余里，连滚带爬地退到了双沟、埠口一线——这是武汉会战后，日军在华中战场少有的狼狈后撤。
八嘎！园部和一郎一脚踹翻了身边的参谋桌，桌上的笔筒、砚台摔得满地都是，作战地图上的红蓝箭头在晃动中仿佛化作双方士兵的嘶吼。
对信奉武士道的日军而言，被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击退，无疑是刻在耻辱柱上的印记。
他猛地拔出腰间的指挥刀，寒光闪过，刀刃重重劈在地图上的位置，木质桌案被劈开一道深痕，木屑飞溅到旁边参谋的脸上。
作战计划变更！他的声音带着咬牙切齿的狠厉，唾沫星子溅在地图上，全军放弃围歼，转向南进，强渡汉水，拿下宜昌！
这一刻，日军彻底暴露了枣宜会战的真实野心。
宜昌，这座扼守长江上游的重镇，东连当阳，西接秭归，既是入川的门户，更是威胁重庆的桥头堡。
拿下宜昌，便可凭借长江航运运送重炮，随时能将炮弹倾泻到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这张底牌被园部和一郎狠狠摔在桌面上，带着玉石俱焚的疯狂。
短短三日，鄂北平原上的日军如同被激怒的蚁群，开始了惊天动地的调动。
从信阳南下的第39师团昼夜兼程，沿着平汉铁路西侧的土路狂奔，原本指向枣阳的坦克纵队突然掉转履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碾出深深的辙痕，履带间卡着的碎草和泥土被甩得四处都是；
汉口机场的零式战机群频繁升空，机翼下的炸弹舱门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引擎轰鸣声震得机场周边的民房窗户嗡嗡作响；
更有从武汉溯江而上的炮舰，将120毫米舰炮对准了汉水西岸的中国军队阵地，舰身切开江面的浪花里，还卷着被炸毁的渔船残骸。
炮火的密度骤然攀升，远超此前猛攻川军左翼时的强度。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第一波炮弹便带着尖啸划破天空，如同密集的冰雹砸在汉水东岸的阵地上——
首当其冲的便是位于欧家庙至泥嘴之间的防御带。
起初是零星的试探，炮弹落在阵地前的开阔地上，炸起的泥土像黑色的喷泉；
随后便成了连绵不绝的轰炸，白天，阳光被硝烟遮蔽，天地间一片昏黄，能见度不足百米；
夜晚，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条江面，江水仿佛被煮沸般翻滚着，浪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混着炮弹的轰鸣，成了最恐怖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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