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的指挥部，设在客店坡那处被强占的民宅里。
这宅子原是当地一户乡绅的祖屋，青砖黛瓦在战火中蒙了层灰，朱漆大门被日军的刺刀捅出好几个窟窿，门神画像被撕得残缺不全，透着股说不出的破败。
与山间川军弟兄们蜷缩在雪窝里挨冻受饿的境况不同，屋内炭盆里的银丝炭烧得正旺，火星子时不时“噼啪”爆开，映得墙壁上悬挂的“武运长久”旗幡红得像浸了血，刺得人眼睛生疼。
天谷直次郎身着笔挺的呢子军服，肩章上的金星在火光下闪着冷光，腰间指挥刀的鲨鱼皮鞘光滑油亮。
他背着手站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地图用特制的图钉固定在木板上，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代表日军的红色小旗，
像极了从三面挤压过来的毒刺，正一点点吞噬着大洪山核心区域那片象征着中国军队的蓝色标记。
参谋长佐藤低眉顺眼地躬身站在一旁，军靴后跟并拢时发出轻微的“咔”声。
他手里捧着的伤亡报告薄薄几张纸，此刻却重得像块烙铁。
声音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小心翼翼地汇报道：“师团长阁下，川军主力化整为零，像散入山林的麻雀，钻得比兔子还快，踪迹难寻。
我军连日进行拉网式扫荡，虽占据了几处空寨——那些屋子里连口能喘气的活物都没留下，只有灶台上结着冰碴的破锅——却伤亡已过八百。
更麻烦的是，往各联队运送粮食、弹药的车队，这半个月来在半路遇袭了七次，光是被炸掉的卡车就有九辆，损失不小啊。”
天谷直次郎脸上那道在淞沪会战中留下的刀疤猛地扭曲起来，皮肉翻卷着，像是一条被踩住尾巴的活蜈蚣。
他猛地抬起脚，军靴底带着风声，狠狠踹在旁边的八仙木桌腿上。
“咔嚓”一声，本就不太结实的桌腿应声裂开，桌上的描金茶杯“哐当”摔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溅在他锃亮的军靴上，腾起一小股白汽。
“八嘎！”他低吼着，唾沫星子喷在地图上，那双三角眼像淬了毒的刀，“松井联队呢？他出发前不是拍着胸脯，说要把猴儿寨的石头都翻一遍，活捉川军的指挥官给我当坐垫吗？
现在连川军主力的影子都摸不到，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给我拖出去砍了都嫌脏了军刀！”
“松井联队长……”佐藤参谋长赶紧擦了擦额角沁出的冷汗，那汗刚冒出来就被屋里的热气烘得发黏，
“他们在猴儿寨、青峰山一线推进受阻，前几日的激战中损失了两个中队。
山里雪下得紧，气温降到了零下十五度，士兵冻伤超过三成，好多人连枪都握不住。
弹药和粮食都快见底了，昨天的电报里说，弟兄们已经开始煮皮带了……急等着补充啊。”
天谷直次郎死死盯着地图上青峰山的位置，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几乎要嵌进地图里代表山峰的纹路中。
他心里清楚，松井联队是四十师团的精锐，当初攻南京时就是先锋，若是这支部队在大洪山垮了，他想在年前踏平这片山地、给天皇献上“新年贺礼”的计划便会彻底泡汤。
到时候别说晋升，怕是连现在的位置都坐不稳。
沉默片刻，他猛地松开拳头，指节“咔咔”作响，咬牙下达命令，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厉：
“传我命令，明日清晨五点，从随县调集十五辆卡车，装满大米、罐头、冬装和弹药，沿长岗公路运送，务必增援松井联队。
再派出一个小队的护卫兵力，荷枪实弹，加强戒备！让他们多带几挺轻机枪，
每隔三里就下车侦查！我要这支部队安全抵达，谁要是出了岔子，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哈伊！”佐藤参谋长躬身应道，腰弯得像张弓，转身时差点被地上的碎瓷片绊倒，踉跄了一下才稳住身形，快步离去，仿佛身后有饿狼在追。
天谷直次郎不会想到，他这番自以为严密的部署，早已被一双藏在暗处的耳朵悄悄听了去。
指挥部后墙的夹层里，一个穿着破旧棉袄的少年屏住呼吸，冻得发紫的手指紧紧抠着墙缝，
将每一个字都刻进心里——他是这户人家的儿子，被日军抓来当杂役，趁着送炭火的间隙躲在这里，耳孔里还塞着团从棉袄里揪出的棉絮，勉强能挡住炭火声的干扰。
新七连临时驻扎的山坳里，几棵碗口粗的枯松树搭起的窝棚下，挂着块破麻袋片当门帘，风一吹就“哗啦啦”响。
杨书文正戴着一副磨得发亮的旧耳机，那耳机的耳罩都裂开了口子，里面塞着两团棉花保暖。
他面前摆着一台缴获的小型电台，外壳坑坑洼洼，是用子弹壳敲平了补上的。
手指在布满铜绿的按键上轻轻敲击，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易碎的瓷器。
耳机里传来日军电台特有的摩斯电码声，“滴滴答答”，短促而密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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