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队员的手电筒光刺破雨幕时，李阿姨拽着老王的手突然松了。老王像摊烂泥似的滑坐在地，后背撞在门框上，发出“咚”的闷响，他张着嘴喘气，雨水混着血从眉骨往下淌，在下巴汇成水珠，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你疯了！”联防队员踹开半掩的门，光柱扫过李阿姨的脸——她的眼睛瞪得滚圆，瞳孔里映着阳台外的漆黑雨夜，嘴角却向上翘着，露出两排发黄的牙，像在笑。她的右手还保持着拽人的姿势，手指弯曲，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指甲缝里嵌着老王衬衫上的布料纤维。
“他挡着路了。”李阿姨的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她缓缓转过头，光柱下，她的脖颈处有一道深色的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缠过，“大姑娘要出去透气，他不让。”
“什么大姑娘小姑娘！”联防队员把老王扶起来，老王的胳膊搭在队员肩上，像条脱力的蛇，“深更半夜闹什么？再闹就带你回所里！”
李阿姨没理，径直走向阳台，趴在栏杆上往外探。雨丝打在她脸上，她却像没知觉似的，头发被风吹得贴在脸颊，露出耳后一块青紫色的印记，像被人拧过。“她怕光。”她突然说，声音轻飘飘的，“你们的灯太亮了。”
老王突然挣扎起来，指着李阿姨的后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联防队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李阿姨的睡衣后背，有一块深色的水渍，正慢慢往下淌，形状像只细长的手，指尖快摸到她的腰了。
“邪门了！”队员骂了句，架着老王往外走。经过李阿姨身边时，老王突然爆发出力气，挣脱队员，抓起门后的拖把就往阳台抡。拖把杆撞在栏杆上，发出“哐当”巨响，李阿姨尖叫一声，抱着头蹲下去，后背的水渍猛地缩了回去，像活物似的。
“她怕这个！”老王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抡着拖把又要打，被队员死死按住。“她天天晚上出来！贴着墙根走！你看那墙！”
队员往墙上照，光柱下，斑驳的墙皮上确实有一道深色的痕迹，从阳台一直延伸到客厅，像是什么东西拖出来的，边缘还沾着几根细长的黑发。
那天后，老王搬到了厂里的宿舍。李阿姨家的阳台再也没挂过红布，只是每到雨夜，邻居们总能听见她在屋里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像在哄孩子，有时又像在吵架。有次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她喊：“别拽！那是老王的衣服！你要穿我给你做新的！”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李阿姨蹲在楼道里烧衣服，火苗舔着老王那件带血的衬衫，她的脸被映得忽明忽暗，嘴角始终挂着那抹诡异的笑。风卷起纸灰，粘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层雪。
玲子的牌位和邻村男孩的牌位并排放进了奶奶的樟木箱，箱底垫着块红布，是奶奶年轻时的嫁衣料子。我爸说，那天把牌位放进去时，他听见“咔哒”一声，像有什么东西扣上了锁，可箱子明明是敞着的。
“别是装了活物吧。”我妈摸着箱盖，手指在雕花上蹭来蹭去。樟木的香气里，总混着点别的味，像庙里的香灰，又像潮湿的霉味。
“装的是死魂灵。”奶奶敲了敲烟袋锅，烟灰落在红布上，“比活物更难缠。”
自那以后，我家的衣柜就没安生过。玲子的哭声不再是细细的猫叫，变成了尖利的笑，尤其是在半夜，像指甲刮过玻璃，听得人头皮发麻。有次我妈起夜，看见衣柜门缝里透出红光，像有人在里面点了蜡烛。她壮着胆子拉开一条缝，只见红布铺在箱底，两个牌位并排躺着，牌位前的小香炉里，插着三根香，香灰直直地竖着，没掉下来一点。
“邪门了，没人点香啊。”我妈吓得缩回手，衣柜门“吱呀”一声自己合上了。第二天早上，她发现香炉里的香烧完了，灰烬堆成个小山，而箱底的红布上，多了两个小小的脚印，像光着脚踩上去的。
我爸脖子上的黑石头是托人从五台山求来的，据说是高僧开过光的黑曜石。他戴上的那天，衣柜里的笑声就停了，只是半夜总能听见抽屉响，拉开一看，里面的袜子总被缠成一团，像有人故意打结。我爸试着把袜子摆整齐，第二天照旧缠成死结，结上还沾着根红头绳——跟玲子牌位前的那根一模一样。
“她还没消气。”奶奶把红头绳扔进火盆，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出她满脸的皱纹，“那男孩不愿意跟她，牌位上的字都被水泡了。”
我们跑去看，果然，男孩牌位上的名字晕开了，墨迹顺着木纹往下流，像在哭。而玲子的牌位干干净净，连点灰都没有。
“得换个伴。”奶奶吧嗒着烟袋，“找个心甘情愿的。”
这次找的是个早夭的戏子，据说生前唱花旦，死的时候还穿着戏服。对方家里穷，收了我家两袋米，就把牌位送了过来。换牌位那天，奶奶让我爸用红线把两个牌位系在一起，红线要在正午的太阳下晒过，说是能锁住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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