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系的时候，红线突然断了，断口处像被什么东西咬过，毛茸茸的。他再系，又断了，手指还被割出个小口，血滴在红线上，红线瞬间变成了紫黑色。
“不愿意。”奶奶的脸沉下来，“这戏子生前是角儿，傲气，看不上玲子。”
那天晚上，衣柜里的笑声又响了，比以前更尖，还夹杂着唱戏的调子，咿咿呀呀的，听得人心里发慌。我爸的黑石头突然发烫，烫得他半夜惊醒，发现石头上沾着点黏糊糊的东西，像化开的糖，甜腻腻的。
“是糖葫芦。”奶奶看着石头上的痕迹，突然叹了口气，“玲子小时候最爱吃糖葫芦，她哥总给她买。”
我爸愣住了。他想起小时候，每次领工资，他都先去街口的糖葫芦摊，买一串最大的，玲子踮着脚抢，糖渣掉在衣服上，黏糊糊的。有次她吃多了牙疼，哭着说再也不吃了，可第二天还是缠着要。
“我去给她买串糖葫芦吧。”我爸摸着发烫的石头，声音有点抖。
那天半夜，他真的去了街口，糖葫芦摊早收了，只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他买了个最大的红薯，揣在怀里，一路跑回家，把红薯放在玲子牌位前。红薯的热气熏得牌位上的字都模糊了，樟木箱里的霉味淡了点，多了股甜香。
第二天，红薯没了，只剩下个皮，而衣柜里的笑声，变成了轻轻的叹气。
彪叔身上的“骨针降”是在东南亚解的，具体怎么解的，他没细说，只说那黑布包里装的是活蜈蚣，还有些别的虫子，看得人头皮发麻。
“虫子爬过皮肤的时候，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彪叔撸起袖子，胳膊上光溜溜的，连毛孔都看不清，“但奇怪的是，疼过之后就松快了，骨头缝里的‘咔哒’声也没了。”
只是他的汗毛再也没长出来，皮肤像块光滑的塑料，太阳一晒就发红，却不出汗。有次我们去吃火锅，他吃得满头大汗，可额头干干的，汗全从手心冒出来，把筷子都浸湿了。
“这是后遗症。”他甩了甩手上的汗，笑着说，“降头解了，可身子被虫子爬过，毛孔全堵死了，汗只能从手心脚心走。”
他说这话时，我盯着他的手腕看——皮肤底下，有个细细的东西在动，像根银线，从手腕游到胳膊肘，速度很慢，却看得清清楚楚。我指给我爸看，我爸赶紧掐了我一把，给我使了个眼色。
“没事，老毛病了。”彪叔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满不在乎地挠了挠，“剩下的几根针没排干净，在肉里游来游去，有时候还会扎一下，提醒我别再惹事。”
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疤跳了跳。我突然发现，他的指甲缝里总带着点黑泥，像是挖过什么东西。后来我爸告诉我，彪叔解降头那天，在黑布包里掏出过一把小铲子，蹲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虫子和针埋了进去，埋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像在道歉。
“他埋的不是虫子。”我爸吸着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是他以前的戾气。混社会时砍人、抢地盘，手上沾了血，那降头就是冲这个来的。”
彪叔的洗车行关了以后，他开了家花店，每天跟花草打交道，指甲缝里的黑泥变成了绿的。有次我去买花，看见他给玫瑰剪枝，剪刀下去，花枝上的刺突然扎进他的手心，流出的血不是红的，是暗紫色的，像掺了墨。
“没事。”他把血擦在围裙上，围裙上沾着各种花的汁液，紫的、黄的、红的，把那点暗紫色遮得严严实实，“这是花在替我挡灾呢。”
他说这话时，阳光从花店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他光溜溜的胳膊上，皮肤底下的银线又开始游移，这次游得很快，像在逃跑。而他剪下来的玫瑰花瓣上，沾着点暗紫色的血，很快就枯萎了，变成了黑色。
老城区拆迁的消息传开那天，李阿姨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着墙上的“拆”字，看了整整一天。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她的影子从长变短，又从长变长，像个沉默的钟摆。
“大姑娘不愿意走。”她突然对路过的我说，手里的仙人掌刺扎破了手指，血珠在针尖上亮闪闪的，她却像没知觉似的，“她说这里的墙暖和，拆了就没地方去了。”
仙人掌花盆上的十字架贴纸早就掉了，露出底下的裂痕，像一张脸在笑。我看见李阿姨的手腕上缠着根红布，红布下有圈深深的勒痕，跟阳台黑影那天看见的一模一样。
“她拽着我呢。”李阿姨晃了晃手腕，红布下的勒痕动了动，像有东西在里面钻，“晚上睡觉，她就趴在我身上，凉飕飕的，说要跟我一起走。”
拆迁队来的那天，李阿姨把红布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婴儿。包很大，形状凹凸不平，像是裹着胳膊腿。拆迁队的人要搬她的东西，她突然尖叫起来，声音尖利得像那天的雨夜：“别碰！里面是大姑娘！”
她张开嘴，露出没牙的牙床，往红布包上扑，像只护崽的老母鸡。拆迁队员怕她碰瓷，没敢硬来，只是站在旁边催。太阳落山的时候，李阿姨突然不闹了，抱着红布包走进屋里，关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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