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走后的第三个月，秋雨开始缠缠绵绵地下，像扯不断的线。舅妈总在半夜爬起来，蹲在樟木箱前翻找东西，锁扣碰撞的“咔嗒”声，在寂静的夜里听得格外清楚。
我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屋的动静。她的动作很轻，像怕惊醒谁，却又带着股执拗的急切。樟木箱是舅舅亲手做的，结婚那年当嫁妆抬进门的，边角被磨得发亮，上面还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囍”字。此刻箱盖敞着，像张半开的嘴，吐着股陈旧的木头味，混着舅舅身上那股烟草和汗味。
“阿鸿明天要去镇上，得穿那件蓝布褂子。”她对着空气说话，声音哑得像被水泡过。我悄悄掀起窗帘角，看见月光从窗棂漏进来，在她手背上织出张细网，她正把叠得方方正正的褂子往箱底塞，袖口对齐得一丝不苟——那是舅舅生前的习惯，每次出门前总要把袖口理三遍。
“别瞎折腾了。”外婆端着油灯进来，灯芯“噼啪”爆了个火星，照亮她眼角的皱纹，“阿鸿……回不来了。”
舅妈没抬头，手指抚过褂子上的补丁，那是去年她给补的，用了块碎花布，当时舅舅还笑她：“大男人穿花补丁，让人笑话。”她却梗着脖子：“我补的，谁爱笑谁笑。”
“他说了，收完玉米就回来。”舅妈把褂子又往里面推了推，像是怕被人抢了去，“昨天夜里他还跟我说，灶台上的咸菜太咸，今天我重做了，你尝尝？”
外婆手里的油灯晃了晃，灯影在墙上抖成一团：“傻媳妇，那咸菜是三天前的，你都热了八遍了……”
“他吃了，”舅妈突然抬头，眼睛亮得吓人，里面布满红血丝，像网着层血，“我看见他吃了，筷子在碗里动来着。”
我往后缩了缩，心口突突直跳。灶台上的咸菜碗确实空了，可我半夜起来喝水时，明明看见是老鼠在偷吃，碗沿上还留着细小的爪印。
舅舅是在工地出事的。那天我去送午饭，远远看见脚手架像被抽了骨头似的塌下来，舅舅站在最高处，蓝布褂子被风吹得像面旗子，然后整个人就像片叶子似的飘了下来。安全帽滚到我脚边，上面沾着的血，红得刺眼。
舅妈赶到医院时，舅舅的手还攥着半根钢筋，指节白得像石头。她扑过去想掰开，护士拉住她，说人已经走了。她就那么抱着那只手，直到体温散尽，指缝里渗出的血，染红了她的袖口。
从那以后，舅妈就不太对劲了。她总在屋里找舅舅，吃饭时往对面空碗里夹菜，夹得最多的是红烧肉，说“阿鸿就爱吃这个”；夜里把他的枕头摆得整整齐齐，说“他睡觉爱踢被子，得盖严实了”。四个孩子吓得不敢出声，大的阿梅十岁，小的阿圆刚会爬，抱着她的腿怯生生地喊“娘”，她也只是摸摸孩子的头，眼神空落落的：“爹去挣糖钱了，挣够了就回来。”
二姨来得勤，每次都拎着个布袋，里面装着米、肉，有时还有几块花布。“给娃做件新衣裳。”她把布塞给舅妈，眼睛往樟木箱那边瞟，看见箱盖敞着，眉头就拧成个疙瘩，“又在翻他的东西？”
舅妈把花布往箱底塞，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阿鸿喜欢蓝色，这块布颜色正，给他做件新褂子。”
二姨没说话，拉着外婆到院里，压低声音：“我托人问了，邻县有个马婆婆，能通那个……要不请过来？”
外婆的手一抖，手里的柴火掉在地上，溅起点泥：“那是邪术，不能信……”
“总比看着她疯强。”二姨往屋里看了一眼，声音发颤，“昨天她抱着院里的柱子哭，说阿鸿卡在里面了，胳膊都露出来了，她拽了半天没拽出来……”
外婆的嘴唇哆嗦着，没点头，也没摇头。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哗哗”响，像有谁在树后哭。
马婆婆来的那天，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压得人喘不过气。
她穿件黑夹袄，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脚扎着麻绳，勒出圈红印。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杖头刻着个歪歪扭扭的“镇”字，看着像只眼睛。进院时，她往堂屋方向瞥了一眼，突然停住脚，拐杖往地上一顿，“咚”的一声，震得地上的落叶都颤了颤：“这屋里，有东西。”
外婆的脸瞬间白了，手忙脚乱地去拉马婆婆：“是……是阿鸿吗？他是不是舍不得走？”
“是，也不是。”马婆婆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粗拉拉的，“怨气太重，缠上了，脱不开身。”
舅妈在屋里听见动静，掀开门帘跑出来，头发乱糟糟的，像堆枯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马婆婆：“你能让我见阿鸿？真的能？”
马婆婆没理她，径直走进堂屋，指着条案：“把他的照片挪开，摆香炉。”
条案上的相框里，舅舅笑得露出小虎牙，是他二十岁那年拍的，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舅妈平时不许任何人碰，此刻却乖乖地把相框抱下来，用袖口擦了又擦，轻轻放在炕头，像是怕碰碎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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