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刚进十一月，风就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能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我妈在镇上的罐头厂上班，上夜班，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工资比白班多两块钱。就为这两块钱，她能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站满八个小时。
我爸在外地的建筑队打工，一年回不了两趟家，寄回来的钱刚够糊口。我那时刚满三岁，话还说不利索，晚上离不开人，一睁眼看不见我妈就哭，哭得撕心裂肺。我妈没办法，只能每天带着我去上班，把我放在车间角落的藤椅上，盖着她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旧棉袄，让我睡觉。棉袄上有股罐头厂特有的甜腥味，混着我妈的体温，成了我童年里最熟悉的味道。
罐头厂在镇子边缘，离我家有三里地，中间要穿过一片庄稼地。地里种着一排白杨树，是前几年厂里统一栽的，隔两米一棵，长得笔直，像插在地里的钢枪。树干刷着白石灰，从树根一直到两米高的地方，在黑夜里看过去，像一排穿着白大褂的人，静静地站在路边。
那段路没有路灯，只有月亮亮的时候才能看清路。我妈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我。她一只手紧紧抓着车把，另一只手穿过我的腋下，牢牢护着我，生怕我睡着时摔下去。车铃被她用红绳系着，一颠就“叮铃铃”地响，在空荡的夜里传出老远，能惊起路边草丛里的野兔子。
一开始没什么事。我大多时候在睡觉，头靠在我妈怀里，能听见她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像打鼓。偶尔醒了，就趴在我妈怀里，看路边的白杨树往后退，树干上的白石灰在月光下晃，像皮影戏里的影子，摇摇晃晃的。我妈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月儿光光，照地堂……”，脚蹬着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能盖过呼啸的风声。
直到那个周三。
那天凌晨下班，月亮躲在厚厚的云里，路黑得像泼了墨，伸手不见五指。自行车刚骑到白杨树中间那段，我突然醒了，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小手指着路边的一棵树，咿咿呀呀地喊：“爷爷……爷爷……”
我妈以为我在说胡话，夜班熬得她眼睛发涩，打了个哈欠，拍了拍我的屁股：“别闹，咱回家睡觉，天亮了给你煮鸡蛋。”
可我不依，小手使劲往那棵树的方向挣，胳膊肘撞到车把，自行车晃了一下。我的声音突然清楚了点，带着股莫名的兴奋：“树下……有爷爷……”
我妈心里咯噔一下，像被冰锥刺了下，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棵白杨树底下空荡荡的，只有风吹得树叶“哗哗”响，像有人在暗处拍手，拍得很急。路边的野草被风吹得贴在地上，露出光秃秃的黑土，啥都没有。
“哪有爷爷？净胡说。”她脚下使劲，想快点骑过去，车铃“叮铃铃”地响，却盖不住树叶的“哗哗”声。
可我像着了魔似的，在车大梁上扭来扭去，小身子滑溜溜的，差点从她怀里掉下去。我妈赶紧捏了刹车，自行车“吱呀”一声停在路边，她抱着我，就听见我指着那棵树，清清楚楚地说：“爷爷说……带我去逛街……买糖吃……”
那是我第一次说这么长的话，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妈抱着我的手突然就凉了，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像有小虫子在爬。她抬头仔细看那棵树，树干上的白石灰被风吹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灰褐色，像张惨白的脸缺了块皮。树影在地上晃，被风吹得扭曲，像有个人蹲在那儿，缩着肩膀。
“不许胡说！”我妈声音有点抖，把我往怀里搂得更紧，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她跨上自行车就往前冲，车铃被她按得“叮铃叮铃”乱响，像是在壮胆，又像是在跟谁示威。
我还在她怀里哭，嘴里一直喊着“爷爷等我”，眼泪鼻涕蹭了她一脖子。直到过了那片白杨树，闻到村口老王家的猪圈味，我才慢慢睡着，嘴角还挂着哭痕。
从那天起，每天经过那片白杨树，我都会准时醒过来。
不管之前睡得多沉，就算头天晚上哭闹到后半夜，只要自行车一进那排树的范围，车轮碾过铺着碎石的小路发出“咯吱”声，我就像被人掐了一把似的，猛地睁开眼，小手指向固定的那棵树——就是周三晚上指的那棵，在整排树的中间位置，比别的树粗一圈，树干上有个歪歪扭扭的疤，像被人用斧子砍过，又长好了。
“爷爷！爷爷在那儿！”我会挣着要下去，小短腿在车大梁上乱蹬，鞋都蹬掉了一只。“他说带买糖……橘子味的……”
我妈一开始还哄我，说那是树影，是风吹的树叶晃，可我根本不听，认准了树下有个“爷爷”。她后来就硬拽着，骑车骑得飞快，车铃响得能惊动半条街，可我还是能准确地指出那棵树，甚至能说出“爷爷在招手”“爷爷手里的糖纸是红的”。
有天晚上下着小雪，米粒大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针扎。路更滑了，自行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吱溜”一下差点打滑。经过那棵树时，我突然从她怀里滑下去，像条小泥鳅，光着脚就往树底下冲，嘴里喊着：“爷爷牵……牵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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