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罕有地晋升为雄州防御使，折可适为诧州防御使。此外，哲宗命令章楶将两名西夏将领套上枷锁，用囚车送往开封。章楶以两人具情报价值，恳求皇恩大赦，收归旗下。
宋朝的军事胜利带来国际回响，西夏三度请求辽国军事介入。不久，辽朝使者抵达开封，促请即时停战。随着形势转变，辽干预宋夏战争的潜在动机表面化起来，宋朝灭掉西夏并不符合辽国的战略利益。进行正式调停之前，辽使透露这次斡旋乃鉴于西夏的危急情况，要求和解。辽廷的有关决策过程没有清楚记录，但据一些零星资料显示，似乎是一个三重政策。第一，辽人似乎为促使和平实现，密谋对付西夏强硬派。据宋人谍报，辽道宗不单拒绝西夏军事介入的要求，还派使者毒死被视为好战成癖的战争发动者梁太后。结果，乾顺恢复亲政，主导和平谈判。第二，辽朝廷催促宋朝放弃并归还所有占领的土地、堡寨和州军予西夏，“休退兵马，还复疆土”，以突出辽在宋夏两国之上的优越地位。第三，辽帝似乎运用了武装规劝政策。他在接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宋朝情报指，辽营距雁门关以北只有五至七里。
针对这样的形势，开封存在两派意见。宰相章惇建议不用理会辽国的调停，无论是战争亦或和平，应由宋朝决定。“夏国作过未已，北使虽来劝和，亦须讨伐，若能服罪听命，虽北朝不来劝和，亦自当听许。”枢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则认为，宋朝应着眼于从西夏身上得到实际利益，不应进一步破坏宋辽关系。伊始，章惇的建议似乎较具影响力。经过哲宗与章惇、曾布及其余高级官员的广泛讨论，朝廷修正立场，允许：“夏国罪恶深重，虽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相度许以自新。”然而，宋逼西夏澄清辽夏关系有别于宋夏关系，坚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国。诚如国书所述，辽和西夏是父与子婿的关系，宋和西夏则是统治者与子民的关系。宋朝惩罚子民并不意味着与辽朝对立。而且，国书宣称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继迁的疆土。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宋廷仍保留收回统治权的最终权力。又指出夏人反覆无常的态度，“一面修贡，一面犯边”。更重要的是，国书道出准备战争作为战略取向，并非宋朝所创。相反，辽兴宗曾明确地用以对付西夏的侵略，“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邻，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过仿效前者。最后，国书承诺谈判。在逗留开封三十五天之后，辽朝使者接受国书而回。同时，宋朝促请西夏呈上谢罪书和交还两名战犯珪布默玛和凌吉讹裕，作为换取和平的必要条件。在西夏未履行这些要求之前，宋军加快进行横山和天都山的防御工事。
正当西夏兵败平夏城，宋朝全面占据横山和天都山。东路的鄜延路建筑暖泉寨，距离米脂寨东北四十五里。同时，河东路在黄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强对横山的控制。1099年夏，宋朝动员超过十万大军，十天之内筑成另外八座堡寨。结果，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将党项人驱赶到沙漠地带。为巩固对新占领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芦寨设立晋宁军。此外，环庆路经略司在横山兴建三座重要堡寨外，另于沙漠边缘、距离前西夏韦州监军司仅十里的地方筑了一寨。值得注意的是，从1038年起，宋朝占据原属白豹城和金汤城控制的地带，这两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环庆两路之间。完成两座堡寨的工事后，朝廷决定沿用其名，以为纪念1041年范仲淹关于收复该两座堡寨的初步构想，首次揭开了宋夏争夺横山的序幕。
同时，泾原路扩张边面，由平夏城以北，伸延到西夏行宫南牟会的原址，设立天都山的指挥部于西安州。西安州距熙河路通会堡仅五十里，边面连接，而西夏天都山监军司自此失去了所据的地盘。据方勺和韩滤说，占领附近的盐池以后，宋朝每月出产的盐值达十四万钱，足以应付熙河路部份地区的支出。1099年秋，泾原和熙河两路完成会州及其余三座堡寨的工事，重新确认从兰州经黄河到会州，再沿天都山北峦穿过没烟峡，最后抵达平夏城的领土。1099年秋，西夏遣使谢罪，其谢表用辞谦卑。
天使内侍提举官杨戬来到前线，走进大帐打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治天下者，必安其内；安内者，必攘其外。邦国之本，在于干城；社稷之固，赖于虎臣。朕以凉德，嗣承大统，夙夜忧勤，惟恐弗逮，思得良将，以固邦基。
当今天下，初定未稳。西夏屡犯边陲，窥我疆土；北辽时有异动，扰我黔首。内则水旱频仍，民生多艰；外则强敌环伺，国步维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非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略者，不足以当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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