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岐猛看着龙崎真的眼睛。
那双眼睛离他很近。
不是那种逼视，不是要把他的意志压垮。
没有恨意，没有愤怒，没有胜利者该有的兴奋。
只有一种很淡的、等着他把话说下去的耐心。
他说要自己的一切。
八岐猛在歌舞伎町混了二十年，听过无数次这句话。
欠了高利贷的上班族被按在桌上时听过，被堵在后巷的赌徒被搜光口袋时听过，他自己也对手下败将说过——不止一次。
每次说这四个字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地盘，钞票，一个女人，一条命。
总有个具体的东西。
但眼前这个人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八岐猛听不出来他想要什么。
碎玻璃还硌在他膝盖下面。
刚才跪倒时压进去的，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那些小碎片嵌在皮肉里，凉的，尖的，像撒在地上的图钉。
他没有动。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前这个人的脸上，想从那张看不出喜怒的脸上找到一点线索——哪怕是一丝不耐烦，一丝贪婪，一个能让他判断接下来该说什么的表情。
但他找不到。那张脸像一面被擦得很干净的镜子，照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狼狈。
龙崎真直起身，从旁边拉了一张还没翻倒的椅子过来。
椅腿在地上刮出一道短促的摩擦声，在安静下来的地下室里格外刺耳。
椅面上有几道刚才斗殴留下的划痕，新翻出来的木头碴子是浅色的，还没被烟油和酒渍浸透。
他坐下，翘起腿，从口袋里摸出那盒已经被压得有些扁的七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
烟盒瘪了，剩下没几根，他把烟盒在掌心里拍了拍，像是在掂还剩多少时间。
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着。
火苗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亮了一下，照亮他的下巴和嘴角那根烟的橘红色端头。
他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散出来，在旋转灯的红蓝光斑里变成一团灰色的、会飘的雾。
“跟你打听个人。”
他说话的语气像是刚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想问问对方认不认识某个熟人。
不是审问，不是逼供。
是聊天。
“有个女的，”龙崎真把烟夹在指间，手腕搭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后仰，“你叫她‘夫人’。她让你今晚派人去废一个学生——就是我。”
八岐猛没有接话。
他没有摇头，没有点头，只是看着龙崎真。
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颧骨下面的皮肤在微微跳动。
龙崎真等了一会儿。
烟燃了一截，烟灰积了半寸，没有弹——就那么悬在烟头上。
他不急。
“不说话？”
八岐猛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能感觉到喉咙里有一股气往上顶，是那种想说又不想说的憋闷感。
他把它咽下去了。
因为不能说。
不是因为讲义气。
在这种地方，义气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早被烟熏得看不清了。
他说不出口，是因为怕。
怕到嘴边的那个名字比眼前这个人更让他觉得冷。
九条玲子。
花山院家的大小姐，九条正宗的妻子，国会议员的枕边人。
她在东京的关系网不是一条线，是一整张。
政界有她丈夫，财阀有她娘家的底子，警界有每年定期出现在她慈善晚宴上的那些高级官员，甚至连这块地皮——歌舞伎町最烂最深的这条巷子——所在的区议会里，也有她的人。
八岐猛很清楚自己是什么角色。
他在这张网里不是结，不是线，甚至不是网眼里那只会被粘住的飞虫。
他是一只被养在玻璃罐里的蜘蛛。
罐子放在厨房角落里，偶尔有苍蝇丢进来，他负责咬死。
罐子脏了，换个新的。
每个月，钱从九条家一个叫“花山院资产管理”的壳公司划过来。
不是直接打款，分三笔，走三家不同的空壳中间商，最后汇进一个在涩谷注册的清洁器材公司。
每笔数字都不大，刚好卡在银行不会主动上报的线上。
但加起来，够他养这一百多号人，够付这个地下室的租金和水电，够每个月请那些辖区内的巡警在深夜别走这条巷子。
这些年他在歌舞伎町站得稳，不是因为手下多。
是因为头顶那把伞撑得大。
出卖九条玲子，那把伞就会翻过来，变成一张裹尸布，把他从头到脚包进去。
死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他会像从没存在过一样。
没有人会记得他，没有人会提起他。
警察来扫一次场子，把地下室封了，把门锁上。
隔壁帮派会像秃鹫一样落下来，把他的地盘啄得干干净净。
他那个在神奈川上初中的女儿不会知道爸爸去哪了，只会从银行那边收到一封通知：你父亲的账户已被冻结。最后一个月的学费也会被退回去。
他见过太多次了。
这条街上每年都有这样的人——今天还在请客喝酒，明天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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