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三年的秋天，来得格外肃杀。
先是谣言，像秋日荒原上的野火，一夜之间烧遍苏州城的大街小巷。茶肆里，说书先生压低了嗓门：“听说了吗？靖南王反了……破了常州，正往苏州来！”绸缎庄里，掌柜们交头接耳：“漕帮的消息，运河上已经看见溃兵了……”菜市场，卖菜妇人攥着铜钱的手在发抖：“米价早上涨了三回，再这么下去，只能啃树皮了！”
陈望站在货栈门口，望着阊门外骤然冷清的街道。昨日还熙熙攘攘的青石街，今日已行人寥寥。那些挂着各色幌子的店铺，十家有七家上了门板——不是打烊，是逃难。富户们动作最快，三天前就开始收拾细软，马车一辆接一辆往东门码头涌去，装满了箱笼细软，也装满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脸。
“当家的，”秀娘从账房出来，手里拿着本账簿，脸色有些白，“刚才李掌柜来过了，说愿意出三百两，买咱们库房那批徽州墨和湖笔。”
陈望转过身：“三百两？那批货进价就五百两。”
“他说现银交易，马上交割。”秀娘的声音发涩，“还说……过了今日，怕是三百两也没人要了。”
这不是第一个来压价收购的商人。从昨天开始，绸缎庄的周先生、茶叶铺的王老板、甚至对面茶馆的刘掌柜，都来问过陈记货栈的存货。乱世将至，这些人精明的算盘打得噼啪响：趁乱低价收囤货，等战事平定，物价飞涨，便是十倍百倍的利。
陈望沉默着走到后院。库房里整整齐齐码着半仓货物——那是他花了三年心血，一样样精选来的：景德镇的薄胎瓷、杭州的宋锦、闽南的桂圆、川渝的花椒……每一件货物背后，都是一段商路故事，都凝结着一家人的心血。阿宁的书房是用这些货的利润建的，后院新起的厢房是用这些货的利润盖的，货栈六个伙计的工钱、街坊邻里每年的接济，都系在这半仓货物上。
“卖。”陈望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得像秋日枯叶，“但不是卖给李掌柜。”
他转身回前堂，对等在那里的李掌柜拱手：“李老板，对不住，那批文房四宝，我不卖了。”
李掌柜急了：“陈老板，这都什么时候了！叛军说到就到，你现在不卖，等着被抢被烧吗？这样，我再加五十两！”
“不是价钱的事。”陈望摇摇头，“这批货，我另有用处。”
当天下午，陈望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的决定：他将半仓货物，以原价三成的价格，一次性卖给了苏州商会的义仓。条件是，商会必须给他二十张难民船的船契——不是去杭州、去宁波的商船，而是专门运送平民百姓去江北避难的官办漕船船位。
“你疯了吗？”商会会长老泪纵横地拉着陈望的手，“这些船契……如今黑市上炒到一百两一张！你这些货，按市价至少值两千两，你就换二十张船契？”
陈望平静地点头：“我只要二十张船契。但要快，今日就要。”
黄昏时分，二十张盖着苏州府大印的船契送到了陈记货栈。陈望将船契一张张摊在柜台上，秀娘在一旁默默研墨。阿宁趴在桌边，小手托着腮，看父亲用毛笔在每张船契背面写字。
第一张：“赠老仆陈福，侍我家三代，年七十，腿脚不便。”
陈福是陈望父亲的随从，陈父去世后，老人一直留在杂货铺帮忙。三年前货栈扩大，陈望本要让他养老，老人却说闲不住，非要帮着看仓库。如今叛军将至，老人那老寒腿，如何逃得动？
第二张：“赠学徒大牛，父早亡，母眼盲，需携母同行。”
大牛是城西铁匠的儿子，铁匠病死后，寡母哭瞎了眼。两年前大牛来货栈做学徒，手脚勤快，寡母靠他每月工钱过活。陈望记得，大牛总在仓库柱子偷偷刻身高线，每长高一寸，就傻笑半天。
第三张：“赠西街刘寡妇并三子。”
第四张：“赠码头脚夫老耿夫妇，耿妻久病。”
第五张：“赠王阿婆，赠卖炭老刘，赠走街货郎张哥……”
一张张船契写下去，墨迹未干，在昏黄的烛光里泛着湿润的光。写到第十九张时，陈望的笔顿了顿。秀娘轻声说：“这张给阿宁吧，孩子还小。”
陈望看着女儿。九岁的阿宁似乎还没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只是睁着大眼睛，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看看母亲。她脖子上挂着个小小的金锁，是秀娘母亲留下的遗物，锁片上刻着“长命百岁”，这些年从未离身。
“不。”陈望放下笔，“这张，给豆腐巷赵记。”
秀娘怔住了。
“我前日去城西，”陈望的声音很平静，“看见他家杏儿在巷口洗衣裳，那么小的孩子，手都冻红了。赵大勇推着豆腐车，车轱辘坏了一个，一瘸一拐的。”他顿了顿，“不管他们从前如何，如今是靠力气吃饭的本分人。乱世里，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秀娘的眼圈红了。她默默起身，从里间取出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她连夜收拾的细软：几件换洗衣裳、一包干粮、一小袋碎银。她将阿宁脖子上的金锁解下来，摩挲着上面“长命百岁”的字样，然后塞进干粮袋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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