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以选择不融入‘教产联合体’，保留其所谓的‘独立性’。
作为代价，他们需向公司缴纳物产价值十分之一的税款。”
“那不是又回到了繁琐的实物征收吗？”
卡门立刻发现了其中的矛盾。
“不。”
我摇了摇手指，
“我们不征收实物。
我们的征税依据，并非他们的‘实际产出’，而是基于我们评估的‘理论产出’。
他们占用了多少土地，拥有多少人口，内部和周边存在哪些可利用的自然资源……
这些，都将被我们的模型量化为一个标准的产出价值。
他们享受着这些资产带来的收益，就必须按照我们制定的标准，为此向公司支付税金，以购买社会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然后呢？”
卡门的呼吸略微急促。
她已经预感到了这第一步背后隐藏的陷阱。
“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无法足额支付。
标准由我们制定。
我们甚至不必过于苛刻。
即便如此，一个放弃了所有现代便利、自绝于全球市场的封闭社群，由于缺乏对市场的任何议价权，没有规模化的销售渠道，
其财富产出的效率相较于正常团体微乎其微。
而税收的数字，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一个巨大的亏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这时，他们会绝望地发现，没有任何银行、信贷公司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
因为他们的资产是‘不良’的，他们的组织形态是‘落后’的。
一场迫在眉睫的破产危机，将如乌云般笼罩在他们头顶。
这就是第一步预期达到的目标。
而后，就是下一步。”
“惩罚措施？”
“不，不，卡门，”
我柔声纠正她，语气近似安抚，
“不是惩罚，是宽限。
我们会慷慨地为他们开拓更多的付款渠道，用以替代那些他们难以凑齐的、冷冰冰的金钱，即使我们会因此承担诸多不便。”
我伸出第二根手指，与食指并拢，姿态优雅而冷酷。
“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二步的核心，便是允许他们通过派遣‘劳工’的形式，来抵扣亏空。
换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劳动产出不足，他们就必须支付‘劳动力’这种更原始的资源，来弥补他们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
经过设计和调整，这个数字最终会稳定在，每二十名成员中，派遣适龄的一人。”
“这个数字是不是太低了？只有5%。”
卡门敏锐地指出了问题。
“派遣合同是终身制的，卡门。
并且，从合同签订的那一刻起，公司就已经通过‘税务减免’的形式，一次性为他们支付了未来数十年的全部报酬，以及用于应对各类风险的‘工伤赔偿’。
结果就是，每年5%，年年如此，周而复始。
这是一种无需支付薪水、无需提供过多福利、无需担忧法律诉讼的……义务劳动。
它近似于，一种结构化的、终身制的劳动力资源再分配方案。”
我刻意选用了一个冗长而中性的词组，来替代那个呼之欲出的、更古老、更残酷的词汇。
卡门的脸色先是讶异，随即变得有些苍白和难看。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任何一个在现代文明光辉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都足以引发本能的生理性厌恶。
“这是不是有些——”
她斟酌着词句，试图表达她的不安。
“——很不公平？很不正义？”
我替她说了出来，语气冷酷尖锐、仿佛嘲弄，随即话锋一转，变得温和而富有逻辑，
“但这就是信仰自由，卡门。
如果他们信奉的神，他们坚持的教义，最终引导他们走向了这条道路，我们作为世俗的管理者，无权干涉。
与那些打着信仰旗号制造屠杀、散播仇恨的极端的行为相比，我们所做的，至少在结果上要正确得多。
这些‘劳工’将在公司的安排下，从事那些高危但对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工作。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奉献，代替遵纪守法的民众去面对危险，为整个社会的和平、安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公司也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让他们沐浴在文明的光辉之下
——哪怕，那只是一缕微乎其微的、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
我凝视着她，等待她完成内心的挣扎。
她的表情在变幻，从抗拒，到沉思，最终，她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
“我明白了。”
“想明白了？”
“是的。”
她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清明，
“那种‘再分配方案’……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您说服了我。
在公关部，以及我过去的生活中，我见过太多那些狂热分子做出的事情……
用炸弹背心在市中心引爆，在供水系统中下毒……
比较起来，您所设计的这套方案，至少……对我们，对绝大多数无辜的民众而言，并不算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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