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兵登记桌没有“波斯兵”一栏。
姓名、原属、军种、旧上级、欠饷、家属、投降经过、会做什么，八项分开。
有人来自奇兹尔巴什部族网络，有人曾在宫廷旧军服役，也有火枪兵、炮手、驮队夫和临时征来的守卒。相同服色下面，关系和能力并不相同。
三名都叫侯赛因的军官各自带来一群人。
同名很快造成第一处错账。
欠饷册把部族骑兵侯赛因的两个月军饷记到火枪队侯赛因名下，家属栏又混进第三人的弟弟。若只按姓名汇总，三人的钱、亲属和旧部会被揉成一张网。
登记桌增加父名、原营、常用称呼和一项本人可识别的特征。同名不是可疑，只是需要更多核身材料。没有父名的人也可由两名不同关系的见证说明，不因册式不足便失去申报资格。
欠饷只登记旧账，不承诺大夏全额接盘。
有人已经从守将处领过部分，有人拿的是实物，有人只有军官口头许诺。银钱、粮饷和未核承诺分开，免得新军为了争取忠诚，把同一笔欠饷付两遍。
家属也不住在同一处。
有的在城内，有的随营，有的仍在敌对势力控制区。孙传庭拒绝把家属集中扣作保证，只登记联络和自愿安置需求。士卒履约要看本人行为，不能拿妻儿是否在营代替。
第一人拍着胸口说自己部族最忠勇，只要授旗便能替大夏打开西南商路。第二人强调自己熟悉宫廷规矩，愿带全营宣誓。第三人拿出一串商人姓名，声称沿路水点都听他的安排。
孙传庭没有听谁喊得响。
部族关系、宫廷关系、地方商路关系分别写进风险栏。每个人能联系谁，也可能受谁牵制；旧网络既是能力，也可能变成私收费用、庇护同党或向外泄报的通道。
“不先编成一营？”副将问。
“一张降表已经把人写得太齐。”孙传庭道，“先看做事。”
任务分成三组。
守路、修桥、运粮。
每组有责任军官、人数、出发时刻、应到节点、允许损耗和不得侵扰事项。沿路村社各设见证，任何人可到申诉桌报过路费、征畜、伤人和货损。
申诉桌不归三名旧军官管理。
村民可以报姓名，也可以先匿名交线索。匿名只能触发复核，不能单独定罪；实名者可领取收件回执，军官不得要求先撤诉再赔偿。
每组还配一名不属原关系网的记录员。
记录员只记时刻、货物、命令和申诉，不接管军事指挥。若他越权发令，也要进入履历。监督不是给队伍另安一个不会错的人。
出发前，三组都进行了任务复述。
有人把不得征畜复述成“急时可征”，有人把不得私收费说成“收费须报”。错误当场纠正，原任务书仍保留。宣誓声音最大的那一组，反而在复述中错了两项。
履历不只记任务完成没有。
是否按时，损耗多少，如何对待居民，命令能否追到人，出现问题有没有补救，全部分栏。
守路组最先出发。
他们准时抵达三处路口，清掉两股小盗匪，还护送一支药材商队进城。第一份战报写得很好看，领队侯赛因要求立刻扩编。
两日后，村民申诉到了。
守路组在每处路口都收过路钱，说是补欠饷。商队因有军方凭条没有交，普通驮夫却每头牲畜交一枚小钱。
领队辩称路是他们守的，收钱合乎旧规。
“任务书写了吗？”审查官问。
“没有，但旧日一直如此。”
“谁定价格？”
“各路头人商量。”
“钱进谁的账？”
领队答不上来。
守路任务按时完成，私收费也成立。两笔分别记。领队没有因剿匪有功便免查，守路组本轮评为不合格，收取的钱按驮夫名单退还。
退钱并不顺利。
领队只记了总额，没有记每个驮夫交多少。有两名士卒私留一部分，另有村民趁机多报。调查只能从路口见证、商队账和士卒口袋里的零钱逐项拼回。
能确认的先退，争议部分另列。没有为了尽快平息便平均分给路过的人，也没有因为账乱就一文不退。
三名驮夫拒绝公开领钱，怕日后再经过时被报复。军中允许他们由商栈代领，却要求商栈回传实际交付凭据。过路费案因此又暴露见证保护不足。
领队的旧部开始说，是村民忘恩负义，享受守路却不肯出钱。孙传庭让人把任务经费贴出：守路军饷本已由军中支付，是否另设道路费用必须公开决定，不能由持枪者现场定价。
有人说这样会寒降兵的心。
孙传庭把任务书挂到营门。
“若准时到位就能沿路自收军饷，换旗只是换了谁来拿钱。”
修桥组遇到的是另一种问题。
旧桥看起来完整，桥面也能走马。军需官要求他们加固后让现代重载车辆通过，把火炮和修理设备尽快送向前线。
桥工量过木梁，直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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