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的粮秣表还压在案角，江南三县的急递已把朱漆匣塞满。
孙传庭拆开第一封，里面没有人名，只有两个数字。
册田八千七百余亩，纳粮田六千一百余亩。
第二县差得更多。第三县却反过来，纳粮数竟比册田还大，像一块地在纸上生出了两重影子。
户部主事抹了把额头：“若照差额补征，北路粮仓便有着落。”
“照哪个差额？”孙传庭把北路红线推到他面前，“那边少七日粮，是重复记了一次燃油。这里多两千亩，也可能是重复记了一次田。”
主事不敢再催。
四日后，常熟县门外竖起一排木板。旧鱼鳞册、民间契纸、丈量所得、近三年纳税，各占一栏。每块有差异的田只写字号、四至和数目，姓名处蒙着薄纸，罪名处干脆空白。
天还没亮，榜前已经挤满人。
一个卖菜的妇人踮脚看了半晌，只认得自家村名。旁边书手念到“西汊低田四十三亩”，她立刻抓住书手袖口。
“那里前年决口，哪还有四十三亩？”
“榜上说待核。”书手扯回袖子，“你去领一张陈述纸。”
“我不会写。”
“那就说，我记。记完念给你听。”
人群后方忽然有人叫骂：“新朝说不加赋，如今把祖坟边的芦荡也算成田了！”
十几名佃户随声挤来，抬手就撕最外一张榜。护榜差役横起竹竿，把人挡在两步外，却没有拔刀。
带头的青衣管事冷笑：“怎么不抓？怕抓出满县都是冤民？”
差役头目认得他，是周氏旧族二房的账房。
“你撕的是县纸，还是替佃户来陈述？”
“我替乡里问一句，清丈是不是要夺田。”
“问可以。祠门还在你们手里，我们也没进去。”
管事没料到对方真不追。他原先让人备了祠门木栓，只等官差冲进去，便可把“毁祠抓族”喊遍十里。此刻差役只守木板，反让那群佃户站在日头下，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
县丞赶来，低声请示是否拘人。
清丈官摇头：“先去三块田。”
第一块在河湾。旧册写水田六十亩，丈绳拉到一半便落进浑水。卖菜妇人脱了鞋，踩进淤泥，指给众人看原堤的位置。县仓的赈灾簿也记着前年决口，实际可耕只剩二十余亩。
县丞脸色发白：“旧册没改。”
“灾废。”清丈官在木牌上刻下一道斜痕。
第二块长满新稻，契上还是顾姓，纳粮人却已换作曹姓。曹家拿出买契，顾家的收银画押也在，唯独官府过割页一直没有批下来。
“我交了钱，也交了粮。”曹老汉把三张收条捏得发软，“如今说我藏田？”
清丈官看过日期，把第二道痕刻成圆圈：“买卖已成，官册未过。是谁压着过割，另查。”
第三块最安静。
册上写周氏义庄，租簿却由一个城中盐商收租，税粮挂在三十七户佃农名下。佃户说每年把租与税一并交给周家管事，管事开一张总收条；县里却从未见过那笔田税。
青衣管事终于走近。
“义庄养孤寡，历年有免。”
“免文呢？”
“兵乱中失了。”
“盐商为何收租？”
“代管。”
“三十七户为何各欠一截税？”
管事看向佃户。方才撕榜最凶的人把眼睛垂下去。他们欠税的名字在县门上，收走稻谷的人却没写在榜上。
清丈官没有当场封田，只在木牌上刻下第三种记号：诡寄待查。
三块田回到县门时，撕榜的人已散了大半。新榜重新贴起，旁边多了灾废、未过割、诡寄三种小牌。原先一个刺眼的“差”字，被拆成三条去向。
孙传庭的告示在午后送到。
限期二十日。持契自报、补交遗漏文书、说明灾毁与转卖者，先收件，给带号回纸。自报不抵税，也不赦伪造；可在事实核清以前，捕役不得只凭族姓上门锁人。
县丞读完，悄声问：“若二十日里都来报，衙门哪有这么多书手？”
“从粮仓、驿站调会算的人。”清丈官说。
“那几处也缺。”
“所以每日只发定额号牌。先收最容易毁失的原契，再收口述。”
第一天下午，一个族老带着二十余张白纸来领号，想把整族的陈述一次包走。书手只给每户一张，契主、实耕人和纳粮人可以分别来讲。族老沉下脸，说宗田向来由祠里做主。卖菜妇人从队尾挤出来：“祠里做主，也不能替我说前年水淹到哪块石头。”
族老转身盯她。她把鞋上的河泥往木阶一蹭，没有退。
当天夜里，县衙后墙扔进来一包碎契。纸边刚撕，墨却有新有旧，像有人急着把几家买卖搅在一起。清丈官没有让书手凭碎纸改册，只叫人在发现处画图、封包，又把前一日收件的纸边逐张比对。若碎契真来自某户，接缝和字迹总要有一处能合；若只是吓人，也不能让一包来历不明的纸拖走全部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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