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粮仓的兑付队伍拐过了两条街。
仓门上方的屏幕标出三串红号，三起重号分别出现在城南、河西和军属坊。值守官看见红色，立即命人落下门闩。
门外先响起的是木碗撞门声。
抱孩子的妇人已经排了两个时辰，前面的伤兵拄着杖，后面还有替三户老人领粮的里长。有人不知道什么叫重号，只听见今日停兑，便认定军费把救济粮挪走了。
“全城封票，逐张查！”值守官喊。
仓吏没有去搬第二根门杠。他指着墙边粮囤：“现粮在。若停到明日，这些人今晚吃什么？”
大夏统一编号、跨地兑付的粮票是新制。旧仓仍留着手写收据、里甲证明和各地不同的粮册，很多票从旧凭据换来。屏幕能把编号相同的记录挑出来，却看不见纸为何重印，也闻不到仓里究竟有没有粮。
第一张重号票拿到案前。
持票者是军属坊老妇，原票被雨泡烂，半月前在票务所补发。新票编号末尾本应加一个“补”字，刻票人少刻一划，屏幕便把它与旧票视作完全相同。
旧票是否已作废，还要看票务所的剪角存根。差役跑去取来木匣，存根角上确有注销孔，补发日期也早于老妇第一次兑粮。
“她这张是真的？”值守官问。
审计吏摇头：“这张与存根能对上。还要看她今日是否已在别处领过。”
军属坊当日兑付簿没有她的手印，同行邻人也能证明她清晨一直在城南排队。老妇领到最低口粮，票面补刻正确标记。错刻来自票务所，不能让她饿着承担。
第二张重号属于一名脚夫。
他的票号与河西某户相同，发票地却不同。原票一对，城南票第三位是“七”，河西抄录员把“九”写得像“七”，录入时又按七登记。两张纸的水纹、印模与发票簿都各自相合。
“也是误报？”围观官员问。
“表面重号，纸上并不重。”
抄录错误更正，两个编号分开。脚夫因被扣在复核队半日，多领一份当日热粥券，损失记在值守簿上。若查错没有代价，官员最省事的办法永远是多冻几张。
第三张票更棘手。
两名持票人拿着一模一样的纸，编号、印色、折痕位置甚至右下角的一点油污都相同。一个说是替东街粮铺运车所得，一个说是替军营修墙所得。两边都有邻人作证，也都没在其他仓领过。
屏幕只标红，不能判谁偷了谁。
值守官又想封全城。仓门外已经有人推搡，一名孩子被挤倒。仓吏抬起门杠，只开半扇，让队伍分成三路。
左路正常兑付，票号无疑点的照发；中路人工复核，由审计吏调原票、仓簿和证人；右路是紧急救济，幼儿、伤病与断粮户先领一日最低口粮，票暂存，查完补差。
“假票也领？”值守官急道。
“一日口粮不能换来一张假票发财。”仓吏说，“却能让真票被误冻的人活到明日。”
门外队伍开始移动。拥挤没有立刻消失，至少前面的人能看见粮袋从仓里出来。
三路刚分开，便有人钻进紧急救济队。一个衣着整齐的粮商把外袍翻过来，抱着借来的孩子，声称家中断粮。排在后面的妇人认出他昨晚还在酒楼宴客，当场扯住他的袖子。
粮商反咬她污蔑，队伍又要乱。负责救济的女吏没有只凭衣着赶人，也没有让他靠孩子先领。她问孩子姓名、住处和同行关系，孩子哭着说不认识这个叔叔，只收过两文钱。
粮商被带出队伍，借孩子的两文钱由仓方先补给孩子母亲，再向粮商追缴。紧急线加了一道同行关系询问，却没有要求每个饿着的人先拿里甲证明——真断粮者往往最缺完整文书。
另一边，一名伤兵因票号标红拒绝交票，拔出短刀压在案上。他说自己昨日刚从北营回来，若票被扣，就再也拿不回军功粮。
值守兵围上去，仓吏把一个空粮袋推到他面前：“刀收起来，票放在袋里。你拿封口签，票若丢了，仓里赔。”
伤兵盯了半晌，将刀推回鞘。复核发现他的票由营中转抄，编号少一位，原始军功簿却有姓名与伤号。他领到当日粮，转抄错误送回北营更正。
一个险些变成袭仓的冲突，只留下案角一道刀痕。仓吏没有把刀痕擦掉，旁边写了处置时辰，提醒后续查票人每多等一刻，门外的恐惧都会换一种形状。
伏羲把当天各兑付点记录重新筛了一遍，只列四项：编号、地点、时间、持有人。屏幕上出现三十七组疑点，其中十六组是补发标记缺失，九组可能来自抄错，余下十二组需要调原纸。
官员要求系统圈出伪造者。技术吏拒绝：“它只能告诉我们哪些记录撞在一起。纸是谁印的，要看纤维、印模、发票簿和人。”
十二组原票摊上长案。
有两张因折叠把末位遮住，录入时读错；三张来自同一场火灾后的批量补发；另有一户兄弟分家时把一张家票私裁成两半，两半都不能单独兑足额，却算民间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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